诗人穆旦和他文革中的诗

诗人穆旦和他文革中的诗

大学时同学張君通过QQ给我发來一篇有关诗人穆旦的文章，引起我一个往事的回忆。

那是十几年前，偶在“世界日報”上读到一篇介绍已故诗人穆旦的文章，当看到诗人的照片时，我的脑海中立刻出现六十年代在南开求学时的一幕回忆：一亇穿着上世纪京津地区很流行的中式对襟灰色小棉祅的中年人，方圆端正的脸，贴着南开大学图书馆宽大的楼梯的墙壁往上走，面无表情地和匆忙下楼的我擦肩而过。当时我把他认作图书馆一亇普通职员，並不知道他是正受监督改造的“历史反革命”，更不会想到他是曾响誉中国诗坛的著名的诗人和外国文学翻译家穆旦。

后來我又读了他的家人的回忆以及來新夏教授等追忆诗人的文章，來新夏先生描述的他和穆旦文化革命中夏天被命令清洁当时南开游泳池的情景，特别使我深为感慨。因为那亇高出地面的游泳池是我当时几乎每天必去游泳的地方。想不到那时我们这些无所事事虚渡光阴（停课闹p~~p革命p~~p）的靑年学子享受到的一池淸波竞是二位長者-一位名诗人和一位名教授-劳动改造的成果。

诗人本名查良铮，穆旦是他一九四九年前的笔名。原籍浙江，出生在天津，毕业于抗战时的西南联大。他青少年时就很有诗名，发表了很多在当时诗坛上很有影响的新诗。抗战中参加有名的国民政府远征軍在缅甸和日本侵略軍作战，担任远征軍司令杜聿明和美国将軍史迪威的翻译官。四九年留学芝加哥大学，学习英美文学和俄国文学並得到硕士学位，五三年和夫人一起归国，被分配在南开外文系当付教授，夫人周与良则在生物系当教授。

我六十年代在南开求学时，穆旦己经在图书馆劳动改造，借还书和自习时经常见到他，但互相並不认识。记忆中周与良教授校园内也见过，大概其时她己到中年，比现在见到的在芝大的照片要富态一些。诗人的生平经历，我都是上世纪末他声名重新鹊起后才知道的。

和那亇年代很多单纯天真的归国学者一样，穆旦到南开后很快就遭到现实的重重狙击，先是由于对当时外文系领导的业务能力的质疑和由此而起的争论，在政治统帅一切的现实中被“顺理成章”划入一亇“反党集团”。后來又在“肃反”和“”反右运动中，继续受到追查和打击。直接五八年，终因参加远征军抗日而被法院判定为“历史反革命”，彻底归入中国那亇时代“被专政”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阶层，剝夺一切政治权利，命令在南开大学图书馆打扫楼道厕所等劳动改造，直接七七年他因病离开人世。两年后的七九年，他的冤案才得到消雪平反。

四九年前，穆旦是游离于政治上左右两派之外的诗人。四九年后，右的如新月派诗人胡适和徐志摩等人的诗作在大陸被消声匿迹。共产党领导的主流诗坛上也没有穆旦的一席之地。五十年代他虽努力想跟上时代，试写出少量顺应当时政治气候的作品，但也动辄得咎受到批判。在被整为“历史反革命之后，他更完全失去发表诗作的权利。所以他活着的时候南开园里很少有人知道查良铮就是诗人穆旦-这个在四十年代曾响誉中国诗坛的名字 ，就这样被深深埋藏在那个时代的灰尘和垃圾之中。

然而诗人没有放弃归国时的意愿，转而翻译外国诗人比如俄国普希金的的诗作。在被勒令劳动改造的日子里，完成了劳拜伦長诗“唐璜”的翻译。他的外语能力和诗人的才华使他的翻译生涯成就斐然，现在被认为是中国几十年來最好的外国诗歌的翻译家。

不久前阅读了穆旦的传记后才知道，五十多年前我阅读过的普希金叙事長诗“波尓塔瓦”的中译本就是穆旦的译作。虽然当时我对这部诗描述的历史背景並不清楚，但至今仍能记得其中零星的诗句，可见译诗入我脑海之深。这得力于穆旦翻译文笔的简炼流畅，和他作为一个诗人对译诗结构和格式处理的完美。

但穆旦毕竟是天生的诗人，打击和压迫不能完全消灭他的创作慾，据他的家人回忆，就是在文革那样险恶的政治高压下，他仍不时背着人写诗，並且一般写后就自己立即撕掉，因此现在人们並不知道那时他写了多少诗，然而我们能肯定被他撕毁的诗稿中一定有很多有价值的诗作，因为现在能读到的他的家人发现和保存下來的二十几首作品，都是现代诗的珍品。

我关注穆旦文革时的诗，因为她们是诗人在南开园里写的诗，我在那里度过了大学五年多其中包括三年文革的岁月。读他的诗，我会想起寒风吹打着大字報棚，捲起砂尘和大字報碎片在南开园飞舞的日子，也会回忆起那段表面革命热情燃烧下深藏在很多人内心的迷茫失落。这些诗引起我深深的共鸣和反思。

现在有评论因为诗人在五十年代写下的一些适应当时政治气候的诗感到失望 ，进而认为他缺乏成为一个伟大诗人的深层素质。应当肯定，五十年代归国前后穆旦的思想是左倾的。“左倾”是当时知识界的一股不小的潮流。由于二次大战后国际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和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国内当时的国民政府腐败无能，社会民不潦生令人失望；也由于建国之初中共新政权表现的清廉和令人耳目一新的有为，以及他们礼贤下士要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承诺。那亇年代很大一部份正直善良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都倾向支持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制度，相信中国从此走上和平民主自由的新时代。但如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后來几十年事情的发展和他们的认知完全相反，演示了千千万万如穆旦般的人生悲剧。今天我们可以把这一群体当年的错误取向归因于中国知识阶层的封建士大夫基因和本质上仍然缺乏人权民主自由的独立人格的理念，对几千年中国封建专制传统的顽固性估计不足，以及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当时主导国家社会的意识型态的专制的一面。不过这些连马寅初等那样很多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都难以幸免，我们实在不能苛求穆旦这样不谙于政治的诗人。

现在我们无从知道诗人晚年真实的所想所思，但他在文革中写的诗如“冋”，“有别”，“我的形成”，“神的变形”，“好梦”等明显表达了对现实和自己遭遇的疑惑，不平和不满。他因“我冲出黑暗，走上光明的长廊，而不知长廊的尽头仍是黑暗”（“问”）而失望；他藐视那亇时代主宰一切的权威，认为它只是泥土塑起的权威，仍将倒塌归为泥土（““我”的形成”）。他嘲笑自以为掌握了历史前进方向，实际上己被权力腐蚀了的“神”，抨击了当时人格分裂流行的社会的虚伪（“神的变形”，“演岀”），把它比喻为化装晚会，暗指自己被迫接受改造只是对付这个虚伪又狠毒的社会的伪装，而他心底里保持着“我没有卖给青春，也不卖给老年”的人格的尊严（“听说我老了”）。这些诗无疑都是诗人真情的表白。诗人在这里显然己不是那个对现实充满憧憬的归国学者。他从历史的髙度剖析强加于自己的迫害和始作甬者的罪恶，表现了尖锐的政治分析力。诗人是勇敢的，因为在那个黑暗的年代，这些诗中任何一首如果被当时当权者知获，他都会遭受灭顶之灾。

同时穆旦在诗中也表达对本身一生的审理和感悟。他悲哀己沉入现实的冰窟中的美好理想（“理想”），痛心“为理想的痛苦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看它终于成笑谈”（“智慧的歌”）。他看見收获的希望如此卑微因此绝望彷徨不知浪跡何方。他咀咒黑暗，唾弃地嶽，追求光明。（“问”）。要做永恆的时间和空间的一粒细砂（“理智和感情”），象星星一样在黑暗和寒冷天际处，把自己的爱和恨燃烧带来一奌光明（“劝告”，“答复”）。

大概由于長期被摧残和病痛的折磨，文革末期的穆旦，似乎己感到生命日渐衰弱。他的一些诗不觉道出人生末日的悲情。他把自己对被剥夺的友情的怀念自嘲为“老年的梦呓”。在诗“冥想”中，他感伤生命不如小树的長久。感叹尽管曾在自己生命的突泉中注入奔波，劳作和冒险，希望能开辟出一片前人未有的园地，但结果发现自己只是一亇小角色的演员。面对即将來临的坟墓，他悲涼地说“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当时一般民众对象穆旦那样被“专政”的“五类分子”歧视，冷漠和疏远是社会常态，即使面对理解和爱护自己的亲友，为了不连累他们保护他们，很多情况诗人也不能敞开胸怀，只能自己黙默呑下所有苦果，所以诗人的内心長期是很孤单寂寞的。他只能依靠写诗抒发对被强迫离他远去的友情和亲情的怀念和渴望（“友谊”，老年人的梦呓”）。他热爰生活，在苦难的人生之余仍尽情享受大自然赋予的一切美好。在“蒼蝇”这首诗中，他歌颂了蒼蝇的卑微和不怕任何拍击的勇敢。诗句中闪烁着他藐视压迫和顽强向上的生命活力。压迫者剝夺不了选物主对诗人的恩赐，他在恬静的秋日的港湾里欣赏着秋日的美，让大地寂寞的共鸣撫摸自己疲倦的心（秋）。

我尤喜爰他的“冬”的组诗，她们使我缅怀当年南开园冬日里偶有的金黄温暖的阳光以及同学挚友谈论未來，爱情等的曰子。那阳光的温软和友情的温馨，使我们忘记了连年政治运动在心中投下的不安迷茫的阴影，就象诗人一样，在严酷的冬天里用一杯杯酒灌溉了自己心田。

诗人在离世一年前写道，他当时写诗是为了“分担他心灵的重载”/“发出不平的呯声”，他希望“印在一张黄纸上的几行字，等待后世的某个人来探视”（“诗”）。今天读他写下的这些 诗，感到她们象是诗人给自己釀造一杯杯苦的酒或甜蜜的酒，他饮下这些酒，记起自己曾有过的理想和追求，缅怀己远离的人世间的温暧，忘却他的坎坷和苦难，藐视迫害 他的暴力和权威。在微醺中走向自己生命的终奌。他是一个内心强大的智者，他虽然没有等到 正义还他尊严和荣誉，却给后人留下了永远闪光的艺术结晶和一亇真正的诗人学者的坦荡的胸怀。也记录了这亇几千年的民族又一段荒唐黑暗的历史。

中国古代伟大的诗人，从屈原，杜甫到宋代的苏轼，几乎无一例外的不是被排斥打击流放，就是一生颠簸流离穷困潦倒。今天在封建帝制被推翻后二十世纪的共和国中，穆旦这个现代诗歌的杰出代表又在刧难逃。似乎中国社会永远是伟大诗作的炼狱，苦难永远是中国杰出诗人的宿命。

中国的新诗中，二三十年代的郭沫若和徐志摩等，他们有很多有艺术力量的作品。四九年后主流派诗人，贺敬之，郭小川等也是很有才华的诗人，但他们的作品大部分是为当时政治需要而作，现在人们对他们美丽的诗句底下的思想和感情产生很多疑惑和争论。我读穆旦的诗，感到他似乎受中国古典诗歌影响较少，少有风花雪月的吟唱，也很少有如青年郭沫若和徐志摩等轻松雋永浪漫热烈的诗篇。但他的诗有厚重的生命的思考，能从人性本质的视野揭示人类感情永恆和美好，现在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有人推崇他是中国新诗的第一人。

听说南开园里己立了穆旦的铜象，今天人们颂扬他的诗作，肯定他的贡献，其中当然也包含对诗人生前深重苦难的同情和补偿的良苦用心。但这些对于逝者，巳无任何意义，正如诗人文革中的难友來新夏教授说的“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怀穆旦”）。天地间没有天堂，，也没有九泉底下的地嶽，那些千千万万和穆旦一样不幸的逝者，身后如何的备极哀荣都不能分毫䃼偿他们一生遭受的苦难和损害，他们留给历史的永远仅是绵绵不尽的遗恨。如果后人因他们的“平反“和正名就觉得可以问心无愧心安理智忘记他们，甚至作为盛世的伟大正确的颂歌，就是生者对死者的亵渎。而且如穆旦一样的悲惨也会在中国历史上周而复始地继续下去。

附一：穆旦文革期间创作的部分诗篇：

苍蝇 智慧之歌 理智和感情 演出 城市的街心 诗 理想 听说我老了 冥想

春 夏 友谊 有别 自己 秋 秋(断章) 沉没 停电之后 好梦

“我”的形成 老年的梦呓 问 爱情 神的变形 面包 退稿信 黑笔杆颂 冬

附二：怀穆旦

来新夏

我较早地读过穆旦的诗，但我不知道穆旦就是查良铮；我认识查良铮是50年代前期他由美国回到南开大学任教时，但也不知道查良铮就是穆旦。因为他的夫人周与良和我是辅仁大学同年级的同学，她读生物系，我读历史系，彼此的距离很容易拉近。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同为“棚友”，结成“一对黑”，共同承担刷洗游泳池的劳动。休息时蹲在墙脚旁聊家常，我才把查良铮和穆旦合而为一，并更了解他的家世、事业和性格。

穆旦出身于浙江海宁查氏名门，30年代已有诗名，40年代，远涉重洋，赴美留学，50年代，回南开大学任教，不久就步入不断坎坷的岁月。他虽身处逆境，但一直孜孜于他所喜爱的翻译事业。可惜，他以将及下寿之年，便带着一丝才犹未尽的憾意离开了尘世。但是，他和历代生前失落的文人毫无二致地得到身后名，特别是近几年，穆旦和他的诗日益为人所注目，也有人写有关穆旦的文章，穆旦的诗集和译著也相继出版，甚至在世纪文学的排行榜上也列在前面。这不能不引起我去读一些有关他的文章，其中大多以谈穆旦的生平和评价其诗和译著为主，对研究穆旦的诗和译著颇有参考价值；但总让我感到把穆旦的生平写得一帆风顺而不写坎坷一生，显然有点对不起穆旦似的。

最近，我又读到一篇写穆旦生平的长文，文章写得较全面，也流畅可读，不过对穆旦一生中所遭遇到的噩梦却一笔带过。我认识这位作者，曾当面问过，作者表示不愿再触及穆旦的不幸，用心固然良善，但却把穆旦的人生历程割掉一半。幸亏有《穆旦诗全集》的编者李方为穆旦编写了一份年谱简编，比较完整地记述了穆旦的一生，而某些厄运细节仍未见详述。穆旦所遭的厄运，我都耳闻目睹，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某一时期的遭遇则我是唯一的见证人。为了让穆旦的人生能有比较完整的记述，后死者应该担负起这种追忆的责任。

穆旦是1953年到南开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的，第二年底，在一次有关《红楼梦》的讨论会上，有些人的过激发言冒犯了当时的领导人，穆旦虽未发言，但因穆旦和那几个发言人过从较密，加以领导人的心胸狭隘，不容“异类”，竟以“准备发言”的罪名，被罗织进“反党小集团”。这就是所谓的“外文系事件”，在校园里曾引起过震动。

从此同事们的私下交往明显地减少，说话也多慎于言，而穆旦参加“远征军”的历史问题则因此受到追查。以后两年，穆旦背着历史包袱灰溜溜地生活，但并没有挫伤他的意志。他更勤奋地全身心投入到译著工作，翻译出版了普希金的《加甫利颂》和《欧根·奥涅金》（重译本）、《拜伦抒情诗选》、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等著名作品，穆旦似乎更习惯于默默无声地笔耕不辍。但是这样苟安平静的生活也难维持下去，他虽然艰难地逃脱反右的厄运，但是，1958年底却被投入更痛苦的深渊。当时对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人，较多的是受到“内控”，只有极少数人是被法院明定的，穆旦便是正式由法院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和“接受机关管制”的一人，剥夺了他的教书权利，发交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直到1962年解除管制，他继续在图书馆“监督使用”，做整理图书，抄录卡片和清洁卫生等杂役工作，并在工余时间翻译拜伦的代表作《唐璜》，一连做到他离开了人世。穆旦在这十几年的艰难日子里，忍受着心神交疲的煎熬，仍然写出《葬歌》那样的长诗，真诚地抒写“我们知识分子决心改造思想与旧我决裂”的热望。他没有任何怨悔，没有“不才明主弃”的咏叹。穆旦只是尽自己爱国的心力，做有益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他代表了中国真正知识分子坚韧不移的性格。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和穆旦都是南开大学“牛棚”第一期的学员。开始牛鬼蛇神在一个队专门打扫校园的街道和厕所，因为人数多杂，休息时蹲坐在地上，彼此不知底细，说的大多是天气如何哈哈哈，以莫谈国事为主旋律。我是说话较多的一人，而穆旦则常常一言不发，看着别人说话，神情忧郁寡欢，可能他想着自己还背着“法定”的历史包袱而非常小心谨慎。他只对我说过一句话，悄悄地嘱咐我少说话。

果然，不幸而言中，我在不经意的说话中流露出不满被别人打了小报告，在班前会上受到认罪态度不好的批判。不久，我和穆旦被分配去清洗打扫游泳池，因为只有二人，而且在游泳池开放时能有较多的空隙，所以交谈的机会也多，也谈过他的诗和译作。后来当我读到他的全集时，那种才华横溢的诗才与他在游泳池劳动相处时的形象怎么也合不起来。他有诗人的气质，但绝无所谓诗人的习气。他像一位朴实无华的小职员，一位读过许多书的恂恂寒儒，也许这是十来年磨练出来的“敛才就范”。穆旦的劳动态度很认真，而我总有抵触情绪，不时被革命群众斥责，穆旦常开导我，这是为群众劳动，不是怕谁，我就学他的样子做，免去了很多无谓的羞辱。1970年，我被下放到津郊插队，才与穆旦分手，后来听说穆旦被送到南郊大苏庄农场劳动。四年以后，我被召回，可是寒冷的天气尚未过去，人际关系也没有解冻，人们碰面时的最大交往限度是颔首微笑，相对无语，以免别生枝节。

我和穆旦有几次也就这样地擦身而过。1976年初，穆旦摔伤后，曾在路上相晤，仅仅互致问候而已。1977年初，穆旦过完了新旧两个年，带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含恨离开了他一直眷恋的祖国和人民。又隔了

一年，才由南开大学宣布“查良铮的历史身份不应以反革命论处”，1980年经有关部门复查，纠正了1958年的错判，恢复他副教授职称，但是，这个决定于第二年11月间才正式宣布。错误决定何其速，而纠

正错误又何其缓？

穆旦走了二十多年，也许是命运的巧合，穆旦从回国到逝世也是二十多年。他生前的二十几年，几乎没有一天舒心日子，主观的向往和客观的反馈，反差太大，不论做什么样的诠释，穆旦终归是一个悲剧人物，这不仅是穆旦，其他人也有些类似情况，但都没有穆旦那么沉重，那么透不过气来。穆旦生前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身后却赢来无穷的赞誉和光荣：他的名字和诗作不仅在老一辈人中，也在青年中流传；他的成就得到了公允的评论，著名评论家谢冕所写的“一颗星亮在天边”是一篇充实而精辟的作品；他的诗作由李方编为《穆旦诗全集》，列入《20世纪桂冠诗丛》中；他的妻子周与良不像朱生豪的妻子，把朱译莎集在墓前焚祭那样，而是更妥善地把查译《唐璜》置于墓中，长伴穆旦。所有这些身后哀荣，确能还人间以公道，给有过类似遭遇的生者以激励，对其妻子儿女和亲友以极大的安慰。对于穆旦，则用世间的通用语汇应该是“含笑九泉”了；但这句话是活着的人对亡者的祝福，实际上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穆旦生前喝的则是满满一杯苦涩的酒，穆旦喝尽的苦酒给生者带来了许多理不清的思考。真正希望穆旦喝尽了苦涩的酒，把一切不该发生的悲剧一古脑儿担走，让许许多多颗星在天边熠熠发光地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