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揭示中央处理香港事务将由过去的宽松改变为收紧。“一国两制”会否只剩下一个空壳，已经是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
国务院首发白皮书 展示中央对港权力
白皮书所说中央拥有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是历来首次有这种归纳和概括提法，在阐述中央依法直接对港行使管治权时，白皮书指出是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规定，而权力主体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家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这些“主体”，都是国家权力顶层结构的一部分，从最广义而言，全国事务事无大小怎能说与他们无关；至于具体职能，若说他们在领导、工作范畴等涉及香港事务，肯定可以拿出法规依据；因此，以这些“主体”来宣示中央拥有对港全面管治权，根本就是清楚说明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没有商榷余地。
事实上，白皮书说到对基本法的解释权、修改权，对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办法的决定权，对立法会制订的法律的监督权，对香港进入紧急状态的决定权等，都可以从宪法和基本法找到相关法规依据。不过，按白皮书的说法，中央拥有的对港权力既然早已有之，然则，为何港人完全感受不到，难道港人完全漠视对中央的权利、义务关系？情况并非如此。实情是30多年前制定对港特殊方针政策时，根本不着眼于中央应有什么权力掌控香港，而是聚焦在中央尽量不插手香港事务，由港人组成的特区政府实行高度自治。
过去中央的直接治港权力，即使有也仅止于备而不用，从来不强调、不张扬，现在中央透过白皮书条陈缕析这些权力，或许可以解读为中央解封直接治港权力，准备用之。为何有此转变、为何偏离了港人熟知的对港政策？从白皮书一再指出“一国两制”在香港“必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就此，只能理解为现在香港的情况与30多年前不同。
当年，中国正值改革开放之初，从引入资金、技术与管理，都倚赖香港，另外，当时中国对外部世界未感到太大压力，即使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面对西方制裁，但是对港政策仍然以宽松为基调。现在中国经济崛起，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上升，外部世界感受到压力，触发反弹，近年，中国国家安全环境迅速恶化，与日本、越南、菲律宾的领土争议，美国乘势围堵中国，都是不争事实。不过，即使如此，若认为对港全面收权、由中央全面掌控香港事务，就是最佳选择，熟悉香港情势的人会难以认同。先说政改争议，一般认为中央重拳出击，目的要压制“6·22”占中投票和“7·1”游行，不过，会否出现压力愈大，反抗力度愈大的反弹，以政改事态本质与历来港人对民主的追求，不能排除出现这种可能，然则，中央那么快就排除其它选项，把事态拉到与占中直接对抗的局面，是否应该、是否值得、是否明智，都值得商榷。
另外，白皮书谈及特首和立法会普选制度，首要必须符合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加上其它原则和特首人选必须是爱国爱港人士等条件，看来政改争议难以和气收场，极大可能占中会付诸实行，届时出现怎样的对抗场面，难以想象。日前，前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接受香港传媒访问，提到中央在香港出现动乱的角色，又有“大乱到大治”之说，若此乃反映中央不怕乱、不信邪的心态，准备香港出现乱局而后收拾，却不去尝试使乱局不至发生，这是把香港治乱兴衰赌一场，绝不可取。
最重要的是，即使实施由中央全面掌控和管治，难道这样的香港，就是国家需要的香港？
检视历来中央处理香港事务，这样的香港并非中国需要的香港。毛泽东、周恩来年代，对香港有所谓“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邓小平主导制定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特殊方针政策，其中一个目的也是要利用香港。香港能够被国家利用，主要在于稳定繁荣，而香港的稳定繁荣，源自其独特性，在全国城市当中，香港独一无二。当年，邓小平排除共产党人管治香港，由港人治港，就是要保持香港的独特性和赖以成功的各项元素。
中央对特首发号施令 高度自治云乎哉
若中央依法直接对港行使管治权，香港与其它中国城市还有什么分别，在白皮书中，有中央人民政府“向行政长官发出指令的权力”的提法，现在不知道这个权力如何操作，由哪一个部门向特首发号施令，不过，体现高度自治的特首变成受令于中央，客观上特首的管治威信势必大打折扣，国际会怎样体待这样的特首，也值得关注。
白皮书强调中央拥有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若仍然备而不用，问题不大，然而，从情势看来，当局显得跃跃欲试，这是“一国两制”从酝酿到落实的重大转折，不但关乎香港前景的明灭，也关乎香港能否与过去一样，对中国继续发挥其它城市没有的作用。香港又处于历史转折关口，只是今次看不到有任何积极因素，负面因素则罄竹难书，情况令人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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