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的今天，是我出狱的日子，即2011年6月11日，为避开提前赶往重庆南川监狱采访的媒体，不到凌晨三点，我就被狱警叫醒----其实，我与同监室的另外五人根本没有睡着。换上之前家人送来、为出狱准备的新衣，拿着头一天下午便收拾妥当的被扣押物品，被直接送到重庆江北机场贵宾通道。妻儿也已被专人安排在那里等候，在贵宾室用过早点，机场人员手写了我们三人的登机牌，送至飞机悬梯下，乘坐重庆至北京的第一班飞机，回家。
一年六个月，身体的自由被限制，反而思想却更自由了。狱中看了很多书，儒学的“仁义礼信”、道家的“大道玄妙”、佛教的“慈悲喜舍”，或多或少都有涉猎。虽然这些学说在历史进程中，有的作为统治之用，有的作为修身之法，有的作为出世之径，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外乎这“三足鼎立”的框架的。春秋至盛唐，思想的解放虽然夹杂在朝代更迭的战争中，但闪光点不断，远远早于西方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然而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主流思潮，则更多的被西方学说占据，其中最主要的就是 “自由”。
“自由”一词的含义，从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法学等不同学科领域有不同的阐述，在这诸多的概念中，我个人认为最精炼、最通俗、同时也非常到位的表述，来自法国大革命中的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短短十八个字，从正反两方面给出了“自由”的定义包含三个内容：首先自由是一种权利；其次这种权利的行使必须无害于他人；最后，在无害于他人的前提下，可以做任何事情。
如何界定一个行为是否无害于他人呢？这就需要法律了。民事法律要体现一种契约精神，这本就是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对于刑法，“罪刑法定”也是自由的体现，它从反面说明了只要法无明令禁止的行为，都是可为的自由行为。而对于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是要用自身的自由作代价。当然，在法的适用过程中存在例外，比如未被发现的犯罪行为实施者依然逍遥法外，又比如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受到不应有的刑罚。在某些司法者、执法者的眼中，法律是工具，为他们所用的工具。他们对法律的曲解歪用，造就了一条冤假错案的“流水生产线”。可怕的不仅是个案的正义得不到实施，还有“流水线”的受害者和知情者，他们丧失了对法律的信心，他们及他们的家人对司法不公产生了极大的仇视。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那些司法者、执法者对法律不尊和不敬。
继劳教制度引发热议并被废除后，“吸毒”、“嫖娼”、“寻衅滋事”、“收容教育”……诸多法律事件在近期的社会关注度有增无减。我一直认为，某一领域的社会关注度高是一件好事，能够推动这个领域的发展，如果每一次社会大讨论之后能够从立法层面对法律进行完善、修改的话，善莫大焉。
社会讨论不是最终目的，修改法律也不是最终任务，而是要通过这个过程，让人们知道法律与每一个人自身息息相关，法律的制定和修改不是立法机关内部的工作，而是人们自由与价值的体现，这才能树立人们对法律的敬畏与信仰。
梁启超《论自由》一文中说：“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公理也好，要具也罢，若没有完善的法律，人人自危，何谈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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