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日军暴行，北京为南京大屠杀及“慰安妇”的史料“申遗”已经收获了相当的声援。不过，在日本政界要人接连发声否认战争暴行的当下，中国仍在借民间手段宣传日军暴行，感化日本民众这一方向上抱有近乎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新八股式的态度在北京遭遇过“抚顺奇迹”的昙花一现后已显得更为可虑。
近来，在第一时间反映中共及北京当局动向的中共党媒《人民日报》上，当局的宣传部门已经为“慰安妇”史料和南京屠城申遗一事大造声势。北京指出，历史记忆就是要强化，日本的抗议更是“毫无道理”的。按照北京的剧本，一旦“申遗”步入正轨，让历史的铁证“更多呈现于国际社会”，日方“粉饰昔日侵略战争的行径”就有望因此无所遁形。
日本民间人士对于二战罪行存在认同，但北京并不能仅借此感化日本民众
不过，当中方递交“申遗”材料，并无视日方“抗议”后，带有一定程度惯性因素的北京在继续就此积极造势之际，却也暂时不肯轻易调整以往针对日本民间的宣传策略，官媒亦称“日本国内有很多普通民众都支持中国政府将记录日军暴行的历史档案申报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很多人只是“日本国内的氛围”而不敢发声。尽管当前中方已给日本下了“不是正常国家”的定义，但中国媒体与日本左翼人士接触，亦暗示了借民间手段感化民众，介绍日军暴行的可行性。一如当年尝试利用“抚顺奇迹”那样。
不可否认，自北京政权建立，中共曾以“抚顺战犯管理所”等恩威并施的手段，让千余名恶贯满盈的日本战犯脱胎换骨。比之东京审判期间日本战犯巧舌如簧，一心为自己脱罪，北京当局关押的日本战犯在数年后公审时不仅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更主动要求判处自己死刑。这一攻心战的成果被日人称为“抚顺奇迹”，多年来，北京也因此颇为自得。但是，当这千余名被改造的战犯返回日本后，这些因良心发现而宣传日军暴行的活动人士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活动空间和地位。多年来，日本归国战犯1957年组织的“日本战犯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及“抚顺奇迹继承会”始终遭遇口诛笔伐，在右翼势力与岸信介政府同时抬头之际，该组织不仅被认定“转向共产主义”，日本安全部门更认为其中很多人在中国的十余年间恐已被中共“洗脑”。
在原“中归联”活动家大多年事已高，组织也因此在2002年解散后，虽然日本左翼活动家尚有一定活动能力，但该国最具发言权的反战组织已不复存在，中国在历史问题上影响日本舆论的最直接渠道也因此关闭。在日本右翼势力于二战后改头换面继续活跃之际，很显然，仅依靠民间力量难以达到相应目的，而“抚顺奇迹”在战后几十年间罕有作为的现状更为其提供了最为残酷的佐证。
长期以来，但凡中、日团体聚首并见诸北京当局管制下的媒体新闻，中方言必称“中日友好”之余要谈及历史，而日方“友好团体”亦不免就日军暴行等有所谴责，以此体现中共意图下的“中日亲善”。但是，北京这种有选择的态度并不能覆盖到日本民众的全体，当少数团体向北京坦言日本暴行，满足中共八股宣传的需求时，这相对于日本右翼声浪的高涨，完全可算是一种闭目塞听，北京在尝试民间外交时并未顾及日本保守力量始终占据上风。
不可否认，自石原慎太郎掀起“买岛”风波后，北京对于日本国内右翼人士活动能力及表态的态度并不保守，自安倍上台以来，中共对于日本的研判亦有一定章法。但是，包括中国官媒在内，北京已经不止一次的对日本“沉默的大多数”表达了略显不切实际的期望。
诚然，具备较强活动能力的日本右翼人士只是“一小撮”，但占据绝大多数的日本平民也难以轻易成为阻击右翼势力的力量，尤其在北京尚与日本在钓鱼岛等敏感地带保持对峙之际，也只有极少数有识之士尚能接受北京立场。
目前，对于日寇暴行的研究和史料征集已有了较大的突破，北京官方、两岸三地学术界及当年盟国的研究部门在南京大屠杀、日军“慰安妇”和“731”细菌部队等问题上的研究开始有所建树，这些研究成果也开始在反击日本右翼人士的行动中起到一定作用。
但是，环顾以往北京在日本问题上的手段时，却也不难发现，当中、左翼人士接受日军暴行历史时，右翼人士也不会轻易就范，这也让北京必须在传统的民间手段之外采取更有效力的措施。“抚顺奇迹”在战后50年内迅速湮灭的现实已经显示出依靠民间渠道的手段其效果极为有限，当保守势力始终掌控东京的当下，习近平当局在战后秩序等相关问题的宣传上就大有要学习毛泽东，检讨其“党八股”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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