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后一年以来，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六的王岐山领衔的中纪委不仅连续打“虎”拍“蝇”的动作夺人眼球，而且其自身权力不断强化和扩充的动向同样引人注目。近日，中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的纪检组组长张英伟在该院公开指出，社科院意识形态存在“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渗透”等“四大问题”，并要求切实加强意识形态建设。
张英伟此举激荡舆论的关键点不只在于社科院是否存在这“四大问题”，还在于一般只抓党员组织作风问题的中纪委此番涉足意识形态领域。其实，从理论上来说，确保党员遵从中央的政治纪律是中纪委职责所在，而且政治纪律就涉及意识形态内容，只是以往大多“靠边站”，任由部委或地方内部负责，造成职能定位不清和缺位。因此，中纪委就意识形态发话本是一种职能“回归”和摆正。不过，从事理论研究难以避免与外界有所交流，对科研人员理应持有更宽的尺度，而不应对意识形态问题过于敏感。
着手意识形态 再引中纪委再扩权猜测
张英伟在自己驻扎的中国社科院提出措辞严厉的“四大问题”是指：穿上学术的隐身衣，制造烟幕；利用互联网炮制跨国界的歪理；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接受境外点对点的渗透。不止如此，身为社科院党组成员的张英伟还直接就意识形态问题发话称，应时刻调度保持政治敏感性，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在政治上要与党中央保持调度一致。
张英伟所提的这些着眼于意识形态的问题及其所发表的讲话内容，与以往其他中纪委负责人着眼于腐败、作风等问题的做法显然不同。一般情况下，像社科院之类的党组织如果存在境外渗透等意识形态问题，主要应由宣传系统、党务组织系统，或者还有国安部门以及新成立的国安委来具体操作。因此有质疑的观点认为，张英伟身为纪纪人员提出一些党风党纪方面问题才算份内之事，而指导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似乎是“越位”了。
这一动象让观察者很容易联想到中纪委自十八大以来不断扩权的整体趋势，包括向中央四大直属部中宣部、中组部、统战部和中联部派驻纪检组，地方纪委也将加强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的监督。因此，张英伟的做法引起了纪检机构将在某种程度上涉足意识形态问题的猜测。
中纪委发力于意识形态领域，其上升态势再次彰显，但已不能用传统的权力政治思维来解读。自十八大后中共高层规划的改革“大变局”中，中纪委的改革方向一直十分明确，即以公开化、独立化、制度化、扩大监督范围为主基调。为使纪检系统更有效履行监督职责，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没有参与新成立的任何一个中央领导小组，地方或部委纪检机构亦纷纷从行政体系中剥离，体现了同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类似的独立化趋向。但也正因此，王岐山和他领衔的中纪委才能够起到对各小组的改革执行的制约与监督的作用，为全面深化改革保驾护航。此次张英伟直指社科院“四大问题”，将意识形态矛头直接指向党组织内部的做法，在中共历史上不乏先例，例如20年以前十余次“路线斗争”，但在近年来已经十分罕见，或许是受到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官场整风，以及声势渐趋高涨的反腐氛围造成的间接影响。虽然不知此次社科院问题会否扩大化，但可以肯定的是应当不会是当年“路线斗争”历史的重演。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中纪委指称的这些境外渗透意识形态问题确实存在，那么应当在过去几年就已经出现，但相关部门大多没有给予相当的重视，或是多予以低调处理。而中纪委将其正式公布的做法，或许将成为今后处理相关问题的转折标志和范例。也就是说，一旦出现此类意识形态的政治问题，都将公开认定为党的纪律问题，并以违纪论处。这使得中共处理意识形态问题更为公开化和制度化，或许是法治方面的一种进步，也有可能会催生更多意识形态方面的案件。
中纪委强势“回归” 意识形态为分内工作
不过，如果仅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张英伟并未“滥用职权”或“越位”。按照中共组织章程，检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是中纪委主要任务之一。“中纪委”三字中的“纪”，其实就有党纪的含义，而党纪则不仅包括组织纪律，更有政治纪律。中共的政治纪律就包括在政治原则、立场和路线、方针、政策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中纪委的前身中监委便负有“巩固党的一致和权威”的职能，可谓中共早期中共整体意志的某种体现，手握“生杀大权”。但是在早年革命环境以及执政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冲击下，中监委及后来的中纪委的监督权力和实效一直相对较弱，形式化问题十分突出。这一机构惯性延伸至今，其消极作用和造成的后果已经极为严峻，往往需要接受地方执政团体或个人的直接领导，腐败和作风问题得以滋生蔓延。扩大纪委权力边界、促使其独立化、增强执行力，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但并不能将中纪委所有动向都简单视为“扩权”，很多职能都是向其前身“中监委”的“回归”。此番剑指社科院意识形态问题，或许是其回归之际，烧出的第一把火。
在腐败的不断蔓延，以研究中共政治思想理论、维护中共执政为要务的社科院也早已不是清水衙门。舆论之前声讨“学术腐败”，而中科院或也难以幸免。与中央的巨额项目资金投入相比，产出却很难与之匹配。在中国与西方展开日益明显的意识形态论战的背景下，对于已经蓄势待发的中共来说，自然不允许内部“潜伏”着一些被对方策反人物，对自己的参战队伍的整饬也就实属必要。但是对内部存在境外渗透意识形态问题的认定则需极为慎重。对于像社科院这样背负政治使命的学术机构来说，一方面，其思想认识一旦与传统话语体系有所不同，很容易被认定为政治问题；另一方面，从事思想工作又不能过于囿于保守的僵化思维，不然社科院在改革开放初期也不会产生引领思想解放的历史作用。如果从事思想研究宣传工作的人员确实从境外反对势力那里得到好处并为其服务，认定其被渗透无可厚非；但是也要考虑到，研究工作人员需要接触不同的材料和看法，包括与己持相反立场的观点。例如，即使是立场坚定的中共党员，家中或许也不乏一些有关“六四”的图书资料。也就是说，执政者需给予思想工作者更多的自由和更宽的尺度，如此也才能让思想和理论创新，也才能匹配和实现理论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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