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日前发布对港白皮书，再一次引发京港两地对“一国两制”的大讨论。使香港在回归前提出和回归后执行的“一国两制”再次成为关注的重点。对“一国两制”，有人认为是保证香港自由和繁荣的“尚方宝剑”；有人认为是阻碍香港发展的“紧箍咒”；也有人认为“一国两制”是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然而，不论持怎样的看法，“一国两制”已经成为香港社会生态的核心部分是不争的事实。这些不同的声音既是香港目前社会生态的写照，也是因为对“一国两制”的不同认知造成的。
一国两制，意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为了实现国家和平统一及香港顺利回归而构造的政策。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后来邓小平多次对“一国两制”作了类似的解释。中共职能部门依据这一构想，对台湾、香港、澳门分别制定“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等具体的方针、政策。邓小平更强调：“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 。“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核心的问题，决定的因素，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不对，就可能变。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进一步说，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有谁改得了？如果改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们就会丧失人心。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作为“一国两制”主创者，邓小平的这些话至少证明这一政策是经过认真思考、衡量后的结果，是深谋远虑，是对现实的清醒认识。
香港之所以实行“一国两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邓小平在当时就已深刻看到香港与内地在经济、文化和历史方面存在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对中港两地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这在内地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在对外开放、资金和人才引入、创立市场经济、完善管理模式等方面的重要贡献上已完全证明。对不同体制积极意义的清晰把握和务实运用，只有像邓小平这样伟大的思想家才能够如此高瞻远瞩，并将付之于实践。也正是担心其他人特别是后继者不能真正理解，邓小平将其定为基本国策写入宪法。邓小平提出的“五十年不变”，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限定。由于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此同香港的差异不会是短期的，邓小平非常明确这一点。香港回归至今，中国内地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人因此认为中港两地的差异已经大大缩小，甚至认为香港今天对内地不仅少了当年的特殊作用而且成为只会向中央要优惠的负累。这种看法已经开始侵蚀“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落实，动摇这一基本国策的根基。
中国在变，香港也在变，两地的差异绝没有因为这样的变化而有根本改变。但事实上，有些内地官
员，还可能不是少数，以为中国经济已是世界第二大，内地人也有房有钱，大家都穿西装打领带，应该一碗水端平，没必要再迁就香港。这完全是一种新贵的暴发心态，是一叶障目的肤浅认识，借用邓小平当年批评耿飚的话就是“胡说八道”。香港同内地的差异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在钱上，而是现代化的模式。即使在中国取得重大经济发展的目前，香港在中国继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特别在达到建立现代国家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第五个现代化”的追求中，依然扮演重要角色。香港对中央来说就是一个展示所言所行的最好橱窗。
邓小平当时就指出香港不仅对中国内地、对台湾，更对世界有极大的指引意义：“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从世界历史来看，有哪个政府制定过我们这么开明的政策？”应该看到，香港对中国乃至对世界都担负着 “解放思想”的探索和展现，这是改革开放的灵魂，只有不需要“解放思想”时才可以说香港的积极作用终结了。因此，认识香港的生态，就必须明确“一国两制”这一伟大设计的真正含义，就必须明白香港对中国、对国际的真正定位。
理解香港的生态，还必须剖析香港当前问题的性质。其实，香港今天的许多问题，对内地来说并不陌生。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是内地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挑战。而香港也同样面临这样的挑战。内地之前也有一段深化改革的平静期，也出现相当普遍的社会问题，如果中央能够从这个角度去看香港今天的问题，相信可以更深刻的感受这些社会问题的性质，并将获得更开放的视域。香港的深化改革已经到了重要的临界点，但社会还没有全面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或者，香港需要的就是一个自己的“习近平”。在这个过程中，香港的不同社会力量，特别是年轻人，无法不躁动，因为他们就是香港不推动深化改革的最大受害者之一，他们所呈现的躁动和焦虑正是因为香港没有推动深化改革造成的。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够对深层次的问题有本质的认识，就很容易被不稳定的力量利用，外部势力和不同的意识形态也将趁虚而入。过去十多年来在东欧和中亚中东北非的颜色革命就是很好的例证。既得利益者如果不能看到社会问题的持续发酵，不能对所处的环境生态有充分的认知，整个社会就会从根本上缺乏改革的动力。具体到香港，目前的现状无非就是很多港人发泄怨气时，不理“三七二十一”将内地和中央当成香港种种问题的根源，很明显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判断，但也有需要中央吸取教训的方面。
香港问题的核心在内部，在于本身的深层次结构没能适时调整，结果在社会各阶层中积累了相当的怨气。香港社会弥漫的怨气与经济低迷、民生问题频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这些都是社会在转型过程中会遇到的。对未来发展的迷茫和现实生活的艰难，让很多港人无所适从，他们希望有人能够为其解决这些问题。但港府的无能表现和部分内地官员简单粗暴的官僚作风，特别是主观地将香港的繁荣绑在一些财团、富商身上，一味地扶持他们，结果在客观上加深了香港的贫富差距，不自觉地介入到香港的生态矛盾中，使港人顺理成章地把中央和香港政策当成出气筒、替罪羊。最近香港东北发展计划的冲突就很好证明这种社会心态一旦找到了机会，就会爆发。其实即使没有新界东北发展的利益冲突，这种怨气也会找其它出口。避免中共对港政策及政改成为主要的冲突场所，首先要认识好、分析好这些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在香港全面推动包括经济、民生、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革，要让整个社会凝聚这种改革气氛，要将民怨的矛头朝向真正的
问题症结而不是到处找发泄点和替罪羊，中共必须摆脱介入香港发展矛盾的角色，回复宗主的地位。香港对中共的重要性和中央紧张香港普选毋庸置疑，但要妥善处理好香港问题就必须先了解问题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掌控事态发展的主导权。这既是技巧问题，也是如何理解好一国两制的问题。不幸的是中共的治港团队在这方面缺乏认识，思想没有放到这种层面，因此往往处于被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顶层设计，只知道“兵来将挡”，政策碎片化。
在当前的香港生态中，激进势力的产生和发展是最令人担忧的方面。以至于有声音认为“一国两制”给香港的宽松是导致激进势力成型的因素，更会使“外部敌对势力”趁虚而入。相当的内地官员提起目前的香港，就大谈“激进分子”和“敌对势力”，仿佛这是香港最大现状，是对中央的最大威胁。以此为基础，对“一国两制”的“收紧”以及否定它的积极意义自然“应运而生”。其实，认真回顾中共历史，有多次犯“扩大化”的错误，而每次在这样的错误占统治地位时，就会断送革命成果，使自身妄受损失。但现实也说明，要真正铲除这样的错误非常艰难。谁都知道，香港社会一直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在民怨泛滥和社会矛盾聚集时期，激进的表现总是会成为舆论热点和各方关注的焦点，起到一定的宣泄作用。但实际情况是，香港的激进力量并不强大，也不是社会的主流。防止激进势力借民怨造势，破坏港人与中央的信任才是中央需要注重的。前新华社社长周南之前的“大乱大治说”就在香港社会引发一片哗然，被激进分子大做文章就
是一个现实的反面教材。
在这里，中央需要仔细区分激进力量和激进观点二者的不同。对于港人中一些激进的观点应该用现实具体的政策作为应对基础，用柔性态度、坚定说理和具体事实来化解；对激进分子，依据法律严肃处理，团结一切力量孤立他们，做到“该打的严格打，该谈的好好谈”，不含糊亦不过分。
香港的确是一本不同于内地的书，但要读懂它并不难。设身处地，知己知彼，再就是像邓小平那样，站高一点，看远一点，胸怀开阔一点，就不会“书到用时方恨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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