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应为伊拉克乱局埋单

继今年1月伊拉克境内最大省份安巴尔省两座城市（Al Anbar）沦陷，不仅第二大城市摩苏尔（Mosul）以及伊前领导人萨达姆（Saddam Hussein）故乡提克里特（Tikrit）在近日逐一失守，反政府武装于21日再下一城，占领了位于西部安巴尔省的加伊姆（al-Qaim），与此同时，伊政府军在尼尼微省（Nineveh）的最后一块战场----泰勒阿费尔（Tal Afar）也变得岌岌可危。在“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的迅猛攻势下，伊拉克政府军显得不堪一击。而面对风云突变的伊拉克局势以及疲于应对的马利基政府，人们不禁发问：谁应为当前的伊拉克乱局埋单？

伊拉克硝烟再起

伊拉克地区再次陷入动荡以来，各方将矛头纷纷指向伊拉克战争，诚然伊战是当前困局产生的诱因之一，但伊拉克危机却并非单力作用的结果，此次危机是在伊战、中东地区其他问题外溢以及隐藏其后复杂的宗教文化因素等共同作用下才最终爆发出来。

伊拉克战争埋动荡之种

伊战爆发时隔11年，伊拉克局势再度引发全世界关注，尽管经历了长达8年多的战争以及2年多的重建，西方所允诺的民主与繁荣却迟迟未能在伊拉克的土地上发芽，伊仍被暴力与动荡所笼罩，而其当前局势的糟糕程度比之萨达姆执政时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正是因此，有舆论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贸然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恰是当前乱局的根源。

2003年3月20日，美国以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理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但随着战争的向前推进，不断曝露出来的真相却最终证明，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存在，而在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美国却无力在伊拉克地区扶植新的强有力领导，小布什国家安全团队信誓旦旦以为彻底摧毁以逊尼派为主体的国家体制与机构、铲除萨达姆领导的社会复兴党，并解散伊拉克政府的武装部队、警察、司法与整个行政体系，可以重新构建一个新的伊拉克，但在一片废墟之上重建一切是何其困难，并且在长达9年的驻军期间，美国亦未能解决萨达姆时期遗留的教派矛盾等问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什叶派政权上台后，对逊尼派进行打压，令教派矛盾愈加激化，反进一步削弱了伊拉克本国政府的权威。 与此同时，目前正在伊拉克地区攻城略地的ISIL恰恰崛起于伊拉克战争之后，由于旧有的政治架构被完全推翻，伊拉克政治秩序陷入混乱，许多恐怖主义武装也趁机在伊拉克境内大肆生长，而ISIL正是其中的一支。在伊拉克乱局中，ISIL很快在伊拉克西部和中部逊尼派聚居区站稳脚跟，并在安巴尔省建立了自己的势力，成为安插在伊国土上的一根利刃。正所谓种瓜得瓜，因伊拉克战争埋下了动荡之种必然结出此后的动乱苦果。

叙利亚危机造就恐怖主义温床

而在连续多日遭遇“伊战导致当前乱局”指责之后，当年追随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于15日撰文自辩，称伊拉克乱局再起与当年发动伊拉克战争无关，同时将包袱丢给美国撤军，并称动乱实为西方国家对叙利亚不作为的“意料之内的和恶性的效果”。

虽然，布莱尔的一番言论有推脱责任之嫌，但也不乏一定道理。

伊拉克同邻国叙利亚之间是漫长而难守的边境，叙利亚内战期间，最初打着民主旗号同政府军作战的反对派开始显示出教派斗争的真实面目，这场战争也逐渐演变成为占多数的逊尼派对什叶派的战争，而伴随其而来参与到战斗之中的还有数以万计的他国逊尼派原教旨分子，并且其中的一大部分或都存在基地组织背景，叙伊两国间毫无保障的边界线令恐怖主义由叙利亚外溢至伊拉克成为可能。

战乱或是恐怖主义最好的保护伞，包括ISIL在内的恐怖主义势力在叙利亚内部逐渐发展起来，并且经过叙利亚内战的熏陶，他们愈加能够娴熟运用各种轻重武器，同时实施地面群组协同作战。从战地现场的照片可以发现，反政府武装虽使用各种制式皮卡，但款式、涂装高度却统一，显然经过正规整编，并且其在沙漠中进退自如，虽然参与的人数不多，却能迅速集中兵力，发挥机动灵活的特点，对分散的伊军部队实施打击。

而与许多恐怖组织不同的是，现在的ISIL不仅有国际兵源、财源，而且有自己的人力、财力基地，还刚刚在摩苏尔银行截获4.29亿美元巨款，一举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恐怖组织”。此外，其与通常意义上的反政府武装也有所不同，ISIL似乎并无意单独推翻伊拉克抑或叙利亚现政府，其更加关注的是占据更多的土地从而建立起一个跨越伊拉克以及叙利亚两地的伊斯兰国家。而一旦这样一个新的国家成立，无论是否能够得到外部的承认，都将重塑整个中东格局。 后萨达姆时代的代理人战争

萨达姆时代虽然施展“铁腕”对什叶派以及库尔德人进行打压，但这种高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维持伊拉克的一种表面上的相对平衡。然而当步入后萨达姆时代，长时间主政伊拉克的逊尼派因成为少数派遭到什叶派的“反击”，令伊拉克遭遇更大乱局。正如一名阿拉伯外交官曾预言的那样，“如果（美国军队）撤出、平衡均势被打破，你们就会看到新的竞赛场”。2011年底美军从伊拉克撤出不仅留下了难以收拾的烂摊，同时因为没有任何调停者有足够的能力以及意愿，遏制这一地区的教派仇恨，从而造就了该地区的权力真空。

而在西方的干预摧毁伊拉克原有平衡后，继而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又进一步打破了受沙特和伊朗支持的政府及政治参与者间的均势。利雅得将边境地区的政治不稳定主要归咎于德黑兰，在叙利亚内战中，双方分别支持敌对阵营的一幕似乎又在伊拉克上演，与沙特和伊朗接壤的原本就已动荡不安的伊拉克，俨然成为两国对抗的新战场。伊拉克政府于17日发表声明指责沙特向ISIL提供资金和精神支持，并应为最近在伊拉克北部发生的恐怖罪行负责，这一公开声明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

亲历该国15年内战的黎巴嫩小说家和评论家库里（Elias Khoury）曾描述过这样的现实，他指出，“我认为我们正经历一个转折点，它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转折之一”，“这里没有了西方势力，我们现在处于两个地区大国沙特和伊朗的掌控中，两国都很狂热，只是方式不同。我不知道它们如何才能达成和解，如何才能取得任何理智的解决方案”。

在当前伊拉克逊尼派与什叶派武装此消彼长的冲突背后，凸显出来的正是海湾地区的两个军事大国----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沙特和以什叶派为主的伊朗之间的斗争，此二者分别对自己所在的教派进行扶持，并加剧伊拉克内部不同教派的对立。

政治角力背后的宗教文化因素

当人们的视线为各方在伊拉克的政治角力所吸引，隐藏在这次危机背后的宗教诱因同样让人无法忽视。

作为世界上三大宗教的发源地，中东地区长期以来都被宗教矛盾以及冲突所围绕，而当前伊拉克乱局中愈演愈烈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矛盾也并非近日才迸出。逊尼和什叶均音译自阿拉伯语，前者意为“道路”，后者意为“追随者”，因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身故后的政教继承问题，早在公元632年便埋下了两派相争的祸根。 而目前全世界穆斯林中虽仅有约八分之一为什叶派，这一情况在伊拉克内部却恰恰向左。在伊拉克这个伊斯兰国家，穆斯林占总人口95%，其中什叶派54.5%，逊尼派40.5%，但因逊尼派中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却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流派，并存在相对独立意识，去除库尔德人所占比例，逊尼派只占总人口大约20%，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人数差距甚大。

不过，尽管现实情况如此，历史上伊拉克政权却一直为少数的逊尼派所把持，多数什叶派反处被压制地位，而萨达姆时代逊尼派中的提格里特集团更是独揽大权，使得什叶派遭到无情镇压。在萨达姆倒台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什叶派虽终于通过“一人一票”选举成为后萨达姆时代的新任主政者，但伴随其而来的还有被压抑许久的什叶派对少数逊尼派的“报复”，以及随后逊尼派的反击，令隐患最终一步步转为现实危机。

虽然当今世界很多地区冲突都难以用“文明冲突”来做单一注脚，但伊拉克当前的乱局却也并非单纯的穆斯林两大派别间复仇记的反复上演，其中还包含西方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当小布什在理想主义的鼓舞下，肩负“救赎世界使命”挥兵进入伊拉克，并推翻萨达姆的强权统治，试图在这片土地上树立美国式民主，现实却向其证明西方式的民主与自由很难在伊拉克发芽。伊斯兰所追求的是“绝对纯洁的沙里亚法”统治下的国家，秉持神权至上，当《古兰经》与西方基督教文化，自由、宪政以及多元的价值观相碰撞，只能愈加激发穆斯林世界对西方的仇恨。

《世界是平的》的作者、中东问题分析家托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曾指出，伊斯兰青年从小被灌输伊斯兰教是三个一神教中最彻底，也是最先进的。但在长大之后，他们却逐渐意识到伊斯兰世界在教育、科学、民主以及发展方面早已落后于基督教西方世界，这使得他们产生了失调，而失调进而成为了他们愤怒的导火索。当这种失调表现为一种民族情绪，或者是信仰的极端对立时，一群自愿绑上炸弹冲进大楼的人便出现了，他们不是平静地赴死，而是充满了仇恨，并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将生命“献给”信仰。

在教派矛盾以及伊斯兰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冲突下，加之伊拉克战争以及外部危机的溢出，伊拉克乱局产生的原因已难作单一解释。而面对“谁应为伊拉克乱局埋单”问题，《福布斯》曾于15日给出“中国应当出兵伊拉克”的结论，然而这样一种以“利益”而非“责任”的方式界定谁当为伊拉克乱局埋单，着实难以令人信服。纵观伊拉克危机，担负主要职责的首先必然是伊拉克自身，缺乏包容性的执政方式，令伊战后建立一个稳定及均势的伊拉克原本就微乎其微的可能也被彻底抹杀。此外，由于伊拉克乱局的再现与西方干预势力的介入密不可分，因此包括美国在内的伊战参与者在平息这场动乱中均难脱其咎，与此同时，应当对此承担一定责任的还有扶植伊拉克内部敌对势力进行代理人战争的中东国家。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旦伊拉克局势失控，或将战火蔓延至周边，乃至扩散至整个中东地区，届时各方将为此付诸更高昂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