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八大后，中共在反腐力度上不断加码，除了派遣中央巡视组进驻各地，更是对中纪委系统进行改革，以及开设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向“自身开刀”。北京时间2014年6月23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开曝光了5起纪检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件，被查官员重要集中在严令禁止的“红白事操办”问题上。
通报指出，这5起纪检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件分别为：2013年11月14日，山西省临汾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段新红大办其父丧事并收取收受礼金52,400元；2014年1月中旬，重庆市涪陵区百胜镇纪委副书记、监察室主任崔儒英为其父办生日宴并收取礼金17,600元；2008年春节至2013年春节期间，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农业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魏再芬收受礼金2.1万元；2013年11月13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长春堡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吴传著举办新办公楼搬迁庆典活动收取赞助费22,700元。通报称，这5位纪检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分别将给予严重警告与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
此前，中纪委曾专门刊文细化党员干部红白事操办标准。一位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专家称，“严禁大操大办”的法理依据出自《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其第八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不准有“大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影响，或者借机敛财”等行为。
中央纪委法规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释义》提出，这里所称的“婚丧喜庆事宜”，除了包括结婚丧礼外，还包括父母、配偶、子女过生日，子女上大学，乔迁新居等各种与亲朋好友共同庆祝的事宜。所称的“大办”，是指大大超过了当地一般群众举办类似事宜的规模或消费标准。所称的“造成不良影响”，是指在群众中或社会上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所称的“借机敛财”，是指借办理婚丧喜庆事宜，收受各种名义的礼金、红包、贵重礼品等物质性利益。
《廉政准则》适用对象为县（处）级以上以及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而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及其分支机构领导人员中的党员，县（市、区、旗）直属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科级党员负责人，乡镇（街道）党员负责人，基层站所的党员负责人则参照执行。这也可以视作中央法规层面“严禁大操大办”的对象范围。
据悉，无论是《廉政准则》，还是后续出台的《坚决制止领导干部借婚丧喜庆事宜大操大办收钱敛财》等规范性文件，均态度坚决、要求明确，但考虑到各地风俗习惯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故而都未对“违规行为”列出具体界定标准。这也给地方层面“定标准”留出了空间。
目前，不少地方都结合实际出台了具体的“操作办法”，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限定人数桌数，如网友所指的“湖南史上最严限宴令”规定，婚礼宴请人数一般不得超过200人（20桌），婚嫁双方同城合办婚宴的，宴请人数不得超过300人（30桌）；二是限定礼金金额，如广西河池市规定，亲戚以外人员参加干部职工操办的婚事，馈赠、封送的礼金或同等价值礼品每人次不得超过100元（1人民币约合0.16美元）；三是限定宾客身份，河北石家庄市就严禁党员干部在办理婚丧事宜过程中邀请同事、部属等利益相关人员参加。
除要求向纪委报告、限定人数桌数等较为常见的规定外，一些地方还对宴席的档次、标准作了规定。而在适用对象方面，不少地方将范围划定为“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一些地方更是明确将离退休人员、农村“两委”班子成员、社区居委会专职人员等纳入监督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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