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从莱芜到孟良崮：围点打援的歼灭战
从共军这次转败为胜的战斗可以看出，所谓“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打法，实在谈不上什么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那向来都是处于被追逐状态的共军为死里求生，在与国军顽强缠斗的过程中磨砺出来的战术。共军的此种战术之所以多次得逞，也要怪国军不善打运动战，诚如蒋介石批评的那样，他们“或株守一地，或阵布长蛇，首尾不能相应”，结果总是让共军侥幸获得机会，成功地实施了他们最拿手的打法。粟裕在鲁南的险胜同时也得利于某些随机的因素，雨夹雪的坏天气转共军的劣势为优势，国军各部一贯缺乏协同的缺陷更使马励武部陷入绝境。针对国军的这一缺陷，蒋介石当时即明确批评说：“我们一般赴援部队因为在未出发的时候不先加研究，更没有切实的准备作积极的行动，而只怕在中途被匪军伏击或包围，这样一开始便没有信心，就存着不能达成任务的心理。同时被围的部队因援军不能及时达到，又不相信援军能达成其增援目的，因而不敢持久固守，宁可冒险突围，以致全部覆灭。”36
国军的这种缺陷接下来在莱芜和孟良崮的两次战斗中导致了更严重的损失。鲁南战役后，华东野战军仍受到国军大批人马的追逐，当时国军集结兵力从苏北、济南两个方向南北夹击华野，其中南线兵力六十三个团，北线兵力二十多个团。华野副司令员粟裕决定避实击虚，主动放弃华东军区首府临沂，迅速北上求歼李仙洲集团。华野除留第二、第三纵队伪装主力阻击南线的国军外，主力暗中兼程北上。 2月23 日，北线的整编四十六师由新泰退至莱芜与第七十三军汇合，很快就落入华野的包围。被包围的国军向北突围，但因莱芜城已为华野攻占，北逃的后路遂被完全切断。战至中午，国军也没能突围出去。此时华东野战军以二十四个师的兵力自东、西两面发起猛烈攻击，将五万多国军包围在芹村、高家洼的狭小地域内。国军整编四十六师师长韩练成是长期潜伏的中共党员，他不但预先向共军提供军事情报，并运用其师长的职权延误军机，致使全师陷入重围。更有什者，韩在国军突围之初即离开指挥位置，故意让一位资历最浅的军官代理其指挥，结果导致全军指挥系统陷于瘫痪，致使共军一举歼灭整编四十六师和七十三军五万余人，生擒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韩练成显然罪该万死，但他却在临阵逃回南京后未受任何惩罚，而且能继续在国军中出任要职，并暗中为中共做事，直至1949年败露后逃至香港。
国民党内战中最终失败，可以说主要败于其内部的腐败和整体上的四分五裂。共军固然比国军能征善战，但共军的骁勇及其得胜在一定的程度上乃是国民党军队的种种缺陷喂养出来的结果。假使换一个完全不同的对手，共军那些硬让国民党铺垫起来的优势就未必能充分发挥作用，甚至压根就成不了气候。总而言之，没有国民党十足的拙劣，就不可能显示出共产党相对的优秀。中共在政治、军事上逐步壮大的过程，真不知从国民党腐败的沃土中获取了多少救命的营养！正因为中共集团本质上是从那腐朽中诡变出来的神奇，国民党一旦被赶出大陆，他们本来的劣质就日益显露，至今已恶化到百孔千疮，糜烂不堪的地步了。
针对国民党军队的上述缺陷，张灵甫曾上书蒋介石说：“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得其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匪能进退飘忽，来去自如，我则一进一退，俱多牵制，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一耳。” 这是张灵甫在孟良崮战役开战前向蒋介石痛切陈述的危机，不幸这一危机当时已弥漫整个国军，他和他的“王牌模范师”整编七十四师最终也没能逃脱由此导致的厄运。那年三月以后，国民党对解放区的攻势从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特别是集中进攻其东西两翼----山东和陕北，至四、五月之间，以四十多万的兵力，对山东共军形成弧形包围之势。当时的徐州陆军总司令部内潜伏了一个重量级共谍，此人名叫郭汝瑰，任职司令部参谋长，协同顾祝同指挥中原和山东等地的作战。五月中旬开战前，郭已通过其身边的联络员任廉儒将汤恩伯兵团的作战计划泄露给共军。共军因而得知，国军以整编第七十四师为主要突击力量，准备在两翼和后续强大兵团掩护下，对华野实施中央突破的打击。当时国军已侦知坦埠为共军指挥部所在地，因此对华野采取中央突破的战法，一是直击坦埠，以便聚歼共军；二是在共军躲避迎战的情况下将其赶过黄河。针对国军的此一攻势，华野迅速作出反包围的部署，采取从敌方战斗队形中央楔入的冒险战术，以五个纵队的优势兵力打击中路先锋七十四师，以其他四个纵队阻击来自各方的援军。其中第六纵队行动特别神速，连夜急行军一百五十里，事先占据垛庄，切断了七十四师与周边部队的联络，更堵死其后退之路，迫使张灵甫领军固守在空间狭小的孟良崮山上。
对国军来说，当时的阵势虽十分凶险，却也包孕着歼敌的战机。蒋介石特别看重后者，以为终于等到了与陈、粟部正面决战的大好机会。他于是命令七十四师坚守阵地，吸引华野主力，再调十个师的兵力增援七十四师，以图里应外合，两面夹击，中心开花，一举歼陈、粟大部或一部之兵力，彻底扭转华东战局。周边的四十万国军当初若能在七十四师被消灭前赶到孟良崮，布成共军腹背受敌的阵势，陈、粟部恐怕就难逃灭顶之灾的下场了。然而战况并未如蒋介石预期的那样进展下去，张灵甫率部血战三昼夜，各方援军始终都被堵截在包围圈之外。连近在咫尺的八十三师都未能发挥救援的作用。据说该师师长李天霞与张灵甫有宿怨，他早在5月11日之前就接到掩护七十四师的命令，却为图自保而消极应付，一直未倾力相助，最终竟坐视华野攻占孟良崮，全歼了七十四师。张灵甫本人也在兵败后举枪自杀。一代抗日名将就这样饮恨而终，洒血在打败日寇后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战场上。七十四师的覆灭让蒋介石深感悲愤，对严重失职的李天霞，蒋曾电令汤恩伯撤职查办，就地枪决。但蒋的电令并未得到执行。李不但逃脱死罪，后来还官运亨通，平安蒙混到台湾。张灵甫慨叹的“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得其志”现象此后也未能得到切实的纠正，一直延续到国民党退出大陆。
孟良崮战役可谓国共内战的转折点，国军在此役中的败绩极大地挫伤了士气，至1947年底，剿共戡乱的战局已逐渐暴露出国军的败势。不过就华野本身的情况而言，此役的险胜也付出了极大的伤亡代价。对比中央军委在1947年5月22日发给华野的电文，中共官方后来公布的华野伤亡数字----11343人----似乎有所缩小。那封电文曾说华野“歼灭七十四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并让陈、粟部“休整若干天”。 37 可见华野战后亟需大量的补员。笔者无意在此考证华野真实的伤亡数字，提出这个问题，是要特别指出陈毅、粟裕部多次打败国军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不惜用自身尽可能多的伤亡来夺取胜利。陈毅在激励部下猛攻孟良崮时如是说：“现在成败在此一举，要不惜一切代价吃掉七十四师，拿下孟良崮。你们打掉一千，我给你们补一千，打掉两千，我给你们补两千，那怕纵队打光了，只要把敌人消灭也在所不惜。我给你们补充，恢复你们的番号。” 陈毅在指挥部如此心狠地下达死命令，前线上的士兵只有一千两千地冲上去送死。他们的血肉之躯已不再具有个体的生命价值，而完全被指挥员当成可持续补充的兵力。有个国民党老兵后来撰文回忆说，“在大崮顶背面的惊魂谷下，攻山士兵的尸首就堆积了七层之厚，这个山头的每一寸土地都经历了炮火硝烟和血的洗礼。” 38 “乐战”与“利胜”的动力于是以革命的名义凌驾于生命之上，把死亡预先强加给共军的每一个战士。死亡就是他们的未来，是革命赋予他们的未来。
十一 不是高招是败笔
回顾毛泽东从苏区到陕北带兵的往事，我们不难发现他在用兵之道上一明显的缺德之处，那就是在行军或作战中很少积极策应友军，但却好以中央的名义发令，随意调遣部队策应他和他所在的中央。早在长征途中，由于与张国焘草地闹分裂，他私自决定，率中央机关和他的一方面军潜逃北上，把四方面军大批人马撇在南边，置他们于吸引蒋介石派重兵围剿的险境，他自己带领的小股红军则因此而得以乘隙在陕北落脚，有了喘息的机会。后来他又任凭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一带出没，再次诱国军西行堵截，从而减轻了宁夏战役失败后河东红军的压力。
内战打响后，毛泽东又故伎重施，把他这种为自保而随意调遣部队的做法滥用到顾头不顾尾的地步。 1947年3月，在共军东翼于山东遭受攻击的同时，胡宗南部攻占了延安，全力进剿共军的西翼。毛泽东及其中央机关开始了山沟里乱钻的逃窜，直至次年3月21日东渡黄河，毛一直都处于不断转移的状态。在国军长驱直入的扫荡下，当时的陕北赤地千里，人口锐减，部队的补给很困难，无论就毛泽东及其中央机关的安全而言，还是就部队的生存条件而言，情况都十分危急，中共中央一时间陷入从前在苏区四面受围剿的那种窘迫。正是在此一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刻，毛泽东构想出芦笛称之为“外线病”的进攻性战略。 7月间，胡宗南属下刘戡部已逼近毛及中央机关暂住的小河村一带，迫使他们在8月1日作远距离转移，向西北野战军总部所在地佳县仓惶逃去。 7月29日，邓小平收到毛泽东发来的一封密电。据毛毛写她父亲的那本书所述，邓读完那封电报，立即焚毁，多年后邓曾对女儿解释说，“毛主席的电报很简单，就是p~p陕北情况很为困难p~p……”毛毛在她的书中明确告诉读者：“刘、邓打过黄河，一是实现战略反攻，一是吸引和歼灭敌人，更主要的是要减轻陕北、中央和毛主席的困难处境。”39 邓小平收到的那封密电并未因焚毁而不复存在，其原件收在《毛泽东军事文集》内，现摘抄其有关段落如下：
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40
邓小平接到电报后二话没说，稍事休整后即率其刘邓大军从鲁西南长途跋涉，进军大别山区，去建立毛泽东构想的根据地了。刘邓大军的南下果然吸引国军二十多个旅向南尾随追击，其中就有西安绥靖公署从陕北抽调的部队。应该说，刘邓大军向大别山挺进，在一定的程度上确实缓解了陕北的压力，但刘邓大军本身却因此一调遣而损失惨重。据芦笛和顾则徐的描述，他们劳师远徙，不但没建立起大别山根据地，反而一路上丢弃重型武器，以出征时十二万多人之众的大军，到次年三月被迫撤出大别山区为止，竟减员到不足六万人的程度。那六万多共军的耗损，就是毛泽东私心自用，擅自命他方部队策应己方的结果。对毛泽东这种“外线病”战略，芦笛的批评特别突出了毛好大喜功，企图出奇制胜的一面，将毛的此类胡来描述为一种浪漫冒险的风格。我在此还想进一步指出，在毛那些大肆张扬的浮夸之词背后，其实更掩藏有他本性中色厉内荏的一面。对毛的言说，我们仍需以反读法审视，他那些夸夸其谈的陈述其实一贯都是与他迂回周旋，近乎逃逸的作战惯性相表里的。应该看到，他催促别人去冒险的战略多谋划于他自己处境窘迫之日，那些动听的大放厥词常不着边际，充其量释放了他一时的紧张心情。
当时毛对内战获胜的前景尚持比较保守的估计，他准备用五年时间与蒋介石逐鹿中原，所以他那个“战略进攻”的布局未免铺展过大，对他和中央机关在陕北的困境，颇有远水不解近渴之嫌。 1947年9月1日，他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电令中作出此宏大的布局，要求解放军“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41 为了他和他的中央机关更加安全，为了把来自京津的威胁疏解到中原，把国军在中原的重兵引离到江南，好降低共军在国军各路兵力钳制下遭到围歼的风险，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他更提出了“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的战略进攻。解放军的兵力当时已相当壮大，毛泽东却并未随着军队主体的升级而提升自己的战略水平，他似乎还想发挥当年“打圈圈”的战术，好作些声东击西的突破。纵观他那些貌似反攻性的远徙指令，只要针对当时的战局稍加琢磨，即不难看出其长期打游击养成的逃遁意图。他那种号称雄才大略的大胆，只是把别人指派到远处去冒险的大胆，对于近在他身边的情况，他往往又过于谨慎，十分胆小。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本来在山东打内线战颇有斩获的华野部队，后来也由毛独出心裁，被指令南下去蒋占区另辟根据地。
毛泽东为什么会在这一段时间内作出那一连串“大手笔”的战略布置呢？按照顾则徐的分析，由于陕北丢失，朱德和刘少奇三月底已离开陕北去华北组建中央工作委员会，只留下毛泽东与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正是趁朱德离去之机，毛得以独揽指挥各根据地和解放放军各部的大权，为了以战略反攻的名义来展示他出奇制胜的指挥，他一发令即?m出了“千里跃进大别山”那步臭棋。顾则徐特别指出，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有两大弱点：“一是不懂军事技术，对战术只是粗知皮毛；二是由于他的军事知识是从长期的游击战中得来的，而且主要是来源于朱德的熏陶，在正规战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几乎空白。当朱德在身边时，毛泽东进行战略决策就不容易犯错误，但当朱德不在身边时，毛泽东进行决策时他的两个弱点就很容易暴露出来，从而导致战略决策的失误。”把刘邓大军硬派到大别山去建立根据地，正反映出毛“不懂大兵团正规作战技术”，依然“在用游击战的经验安排战略”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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