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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反腐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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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后首位落马的部级高官刘铁男被公诉次日,中国官方公布了《国务院关于201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它财产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两者的内在关联在于,后者揭露出的诸多病灶,均可以在前者中找到现实的支撑。一公诉一公布,按照中共长线布局的考量,再刨除诸多阴谋论式的揣测,至少得以证明审计在助力反腐、避免刘铁男们的轮番登场方面,有多么必要和迫切。

作为公共资金的守护者,审计交出了一份令公众满意的成绩单----2013年各项审计中发现并移送重大违法违纪案件线索314起,涉及1100人。因为有数额庞大的案例作为素材和样本,故而审计署在总结当前腐败案件新特点上最有发言权。见诸《报告》的归纳包括3点:一是群体性腐败问题严重,家族化犯罪问题突出;二是违法犯罪方式更加隐蔽,有意培植利益关联方“代理”作案,并最终从中介方获得利益回流;三是权钱交易收益远期化,权钱交易趋向索取投资入股、业务垄断、矿业开采等隐性利益。

首先是群体性腐败问题。就地域划分,四川、山西、贵州等地先后成为反腐重灾区。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三位四川省级高官之名犹言在耳;金道铭、申维辰、杜善学、令政策等在山西帮集体崩盘中沦陷;廖少华、杨正明、黎平等贵州官员在中央巡视组进驻后相继倒地。就领域划分,涉及石油、钢铁、煤炭、电力、通信、出版等多个领域。其中尤以石油、电力和能源最为夺人眼球。石油系因周永康案稳居飓风中心,王永春、王道富、冉新权、李华林以及蒋洁敏接连落马更是一度将石油系反腐带入最高潮。电力系统则始终盘根错节于李鹏家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至于当三峡集团宣布免去曹广晶董事长职务、免去陈飞总经理职务调任他用时,公众联想到的仍然是背后的大老虎。何况其中还参伴着最高检向电力下发的“围剿令”,以及身为官方喉舌的光明网之凿凿论词----三峡集团收入节节攀升,老百姓却没有享受到用电方面的便利,三峡沦为利益集团的牟利机器;在三峡内部,领导及相关亲属染指工程招标、输送利益的事不计其数,已是公开的秘密。领导分门别派,甚至个别退休的老领导,也继续插手其中。

就近的刘铁男案中,群体性腐败也得以最大限度呈现。公开资料显示,自2013年8月刘铁男被开除党纪和公职至今的10个月时间里,至少有22名能源系统官员和国企高管落马。其中包括新近落马的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梁波,以及稍早前被立案侦查的国家能源局副局长许永盛、核电司司长郝卫平、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王骏、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很难想象,如若没有拔出刘铁男这根“萝卜”,附着其中的“泥点子”还将在温床下的土壤里存活多久。

其次是家族化犯罪问题。小到河南郑州“房妹”案、山西运城“房媳”事件,大到周永康案、薄熙来案,以及后续可能陆续公布的牵扯退休常委的要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潜规则在众官员不约而同的推动下屡试不爽,“老子为儿子撑腰,儿子为老子老钱”的衙内现象比比皆是。

陈良宇案中,其妻儿工资、餐卡等均计入他的受贿款项,开了特定关系人贿案之先。待到薄熙来案,其妻儿亦是借助薄熙来的特殊身份不断从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手中套取钱物。而在尚未落定的周案中,家族化犯罪体现得最为淋漓,以至于在周永康的名字被迫出现在两会会场时,发言人吕新华那句“你懂的”等同于回答了关于周滨、神秘富商的种种传言和潜台词。而对收受黑钱数额直逼9部门三公经费的刘铁男而言,总计约8.7亿的贪腐数额,恐怕很大一部分拜其妻儿所赐。

再次是违法犯罪方式更加隐蔽。

官商建立攻守同盟各取所需就是其中之一。这种隐蔽的贪腐现象在中国官场颇为普遍,因为在一些涉腐高官周围以及家人身边总是有一些声名显赫的成功商人。高官落马的先例也一再证明,正是这些成功商人为高官或其家人源源不断输送着利益,既让对方享受到好处,也可以一身清,维持伟光正形象。反过来,商人亦可以凭借与高官交好捞好处、谋巨额利润。比如巨贪刘志军背后的丁书苗(丁羽心)、薄熙来背后的徐明,周永康背后的四川商人吴兵、刘铁男背后的商人倪日涛、贺国强长子贺锦涛背后的山西首富张新等。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商人开通渠道,商人充当官员的钱袋子、白手套。

最后是权钱交易收益远期化。按照审计署《报告》从109起案件所得结论,这些案件中权钱交易趋向索取投资入股、业务垄断、矿业开采等隐性利益,有的在位时只“帮忙”不收礼,待离职后再兑现;有的将部分违法所得投入公益事业树立“道德”形象,或谋取政治地位。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虽然无法“套现”,但放长线钓大鱼后的远期收益大多是盆满钵满。

针对当前腐败问题的新特点,《报告》也提出了有针对性的三点意见,却也只是一束看上去精美的塑料花。诸如严肃财政纪律,做到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又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和简政放权,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云云,虽然言之成理,无可挑剔,但当宋林案以及三峡集团腐败窝案已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后,再将停留在红头文件中的建议摆出来,不免令人心生疑窦:作为国家财产的“看门狗”,审计之“补牢”缘何未能先于“亡羊”?

就审计署捧出的惊人数字,《人民日报》选择性地聚焦近2亿扶贫资金被冒领或挪用,多部门不当牟利30亿事宜,并附议----触目惊心的数字,体现审计力度之强,也让人追问:“审计风暴”年年岁岁,何以“猛料”岁岁年年?审计之后,谁来担责?如何保证不再重犯?期待监督更到位,制度更给力,别让审计风暴变审计疲劳,冷淡了民心期待。当然,如果愿意,还有更为触目惊心且俯拾即是的数字。不得不说,此类数字堆砌在一起,可以作为习近平上台伊始“八项规定”的成绩,亦可以看做是对其相关规定的直接挑衅。纵观各路舆论场域,党报“冷淡民意期待”的担忧显得可有可无。因为“冷淡”发生在“期待”之后,有了“期待”作为基础,才可能出现“冷淡”的变化。这场审计风暴,从一开始就未能形成优质期待。根由在于,不仅报告揭开的腐败病灶,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而且报喜部分,比如“三公”经费和会议费财政拨款支出比上年下降22.93%,相当于较上年节省了近四分之一“三公”开支,在民众看来也不过是出于政治实用主义计而公关过的数字。即便所言一五一十,可信度也早已被接二连三的官员巨额贪腐丑闻冲刷殆尽。

腐败的新特点既已敲定,接下来,习王联手主导的反腐或将更与针对性地点对点展开。对于这一点,民众正在沿着观望、乐观、疑虑、乐观的轨迹缓步前进。相应地,民意期待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值得表彰和抒写。审计风暴过后,反腐还将继续大张旗鼓进行,虽然核心主角轮流在变,但众人划桨方可开大船,反腐若想开大船,若想走得远,还得“众人划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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