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60年前，在冷战愈演愈烈之时，为跳出当时国际关系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之争，中国挑头，与印度、缅甸共同商定，推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写进中国宪法，成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60年后的今天，中、印、缅在北京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0周年，这同与俄罗斯量共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一样具有战略意义。
源于“和而不同”的文化传统
中国是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联合国缔造国、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国，这一地位将通过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得到充分张扬。而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的意义在于，这充分表明，中国不仅在联合国及以联合国为基础的现代国际秩序架构中做出了突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也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运行原则、行为规则的确立做出了突出贡献。
这还得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背景说起。在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并没有平静。当时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心知肚明，随着现代化武器投入战场，“以战止战”已经不可能，恐怖平衡是唯一的选择。而同现代武器一同进入并主宰20世纪的还有各种主义、意识形态与极端思潮。美国认为自己掌握的“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不可阻挡；苏联则认定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的更高阶段，马克思主义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宇宙真理，美、苏之间的对抗不可避免但“热战”又必须避免，于是，冷战突然爆发。
冷战爆发，苏联东欧与美国西欧两个意识形态集团形成，世界其它国家尤其是欧美之外的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唯一选择就是：你不站在苏联一边，就得站在美国一边。而当亚、非、拉等国家不得不选边站之后，也就沦为美苏对峙的筹码或棋子。在这场意识形态之战中，中国的意识形态色彩虽然也很浓厚，但卷入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感觉到了危险，这危险不只是来自持不同意识形态的美国，反而更多的是来自北方的“老大哥”苏联。这就是跳出当时国际关系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之争的“五项基本原则”推出的大背景。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一开始就具有显著的反霸意义。当时，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刚刚胜利结束不到一年时间，中国以及印度、缅甸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都仍然面临着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严重威胁。对此，中、印、缅三国感同身受，亚非拉亦感同身受。因此，具有强烈的反霸反帝情怀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经提出，就得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一致拥护。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中国积极推动《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该宣言总结的十项原则，实质上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和平共处”在这次会议上的提出加深了亚非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了解与信任。
在而后处理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1964年中法建交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同加拿大、日本、美国关系的正常化，中国用实践证明，遵循这五项原则，即使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也可以建立起相互信任和友好合作的关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国际关系领域，逐渐成为了国际社会公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它是新中国外交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界碑，是从革命外交向国家外交的重要转变，打开了新中国外交的新局面。时至今天，无论是“和平发展”的大战略、“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新方针还是“和谐世界”的新理念，都深深刻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烙印。
而它之所以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和持久的生命力，是因为它蕴含着深刻的思想渊源和经久不衰的哲学智慧----“和而不同”。
共存vs个人核心的意识形态
“和而不同”的思想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其最早作为儒家提倡的一种美德，出现于《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是指和合而不苟同，也就是既要“和”，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有“和平”“和睦”之义，中国传统文化对此有多种角度的理解。孔子提倡将“礼之用，和为贵”做为治国的政治准则；道家经典著作《易经》中也提出“保合太和”、“万国咸宁”的说法，即提倡国家间的和睦共处；墨子更进一步提出要以 “兼相爱，交相利”的精神来处理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以求得和谐的局面，体现了朴素的平等互利的思想。“不苟同”，就是不抹杀自身的独立性，尊重维护多样性，在取长补短的多元交融中实现统一的和谐。总体说来就是：“和”而不千篇一律，“不同”而相辅相成。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具体内容蕴含着“和而不同”的精神：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发展正常国家间关系的基础和前提；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是国家主权独立、平等的保证；平等互利是一种交往形态与交往方式；而和平共处则是发展对外关系的目标。这五项原则体现的“独立”、“平等”、“和平共处”与“和而不同”具有精神实质上的传承性。特别是“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即保证各国有按照本国人民的意志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等权利，其他人或其他国家、国家集团不得以任何手段插手干预别国内部事务的原则，保证了个体的独立性，是对多样性的尊重与维护，即对于“不同”的捍卫；但“不同”仍“和”，最终的目标是“和平共处”，在保持国家平等独立的同时，寻求各国的和睦相处、友好往来是必不可少的。
这样的“和而不同”的文化传统与美国霸权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凸显的是“和而不同”，是一种“共存”的形态，那么，以个人自由权利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则构成美国霸权主义的主要思想基础。美国国内民主是这套简单划一的价值观的制度基础，而社会多元化带来的民主外延的扩大，使这套价值观具有更广泛的社会适应性，在思想上形成了一种“多数人的专制”。它逐渐超越了白人种族主义和基督新教的“天命观”，在对外事务中演化成特殊形态的美国民族主义，造成了霸权思想的膨胀。而美国国内社会发展的体验，也使美国人在追求民族私利的时候很少有道德顾忌，充满自以为是的领袖欲望。
从另一个角度看，美国推行霸权政策的基础，也同经济动机、战略利益动机和国内政治动机是相互补充的。比如说，人们可以用石油等经济因素来部分地解释美国1991年发动的海湾战争和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而用经济因素来解释科索沃战争就很牵强。阿富汗战争、越南战争、朝鲜战争等等，都离不开某种地缘政治的考虑，却都与经济动机挂不上钩。但是，上述战争无一不同美国的价值观有关。意识形态的简单化使美国人不容易在国际事务中“换位思考”，甚至很难理解其他国家的复杂国情。美国外交中特有的理想主义同现实主义的结合，“孤立主义”同扩张主义的交替，“美国例外论”和美国人的“天定命运观”，都构成美国推行霸权政策的基础。
需要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美国霸权主义以军事霸权为手段，以经济霸权为基础，文化霸权是最终目的，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美国将自己的价值观视作绝对真理，视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为“异类”，在全世界各地进行文化渗透，传播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扩大其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既要充当“世界警察”，又要充当“世界牧师”，对世界其他文明发出了挑战，这极易引起其他民族国家和宗教文化的抵触和对抗。
近几年来的利比亚、埃及、叙利亚动乱中都已经反映出来。
自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发生后，陷于“次贷危机”等经济危机打击下的美国已经面临了世界从“单极”走向“多极”的转捩点。但是，以利比亚、叙利亚危机为代表，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仍试图将其价值观强行引入相关地区，并不惜以武力干涉的霸权主义手段加以进一步的干涉行动，而这种军事打击已经破坏了马格里布及地中海沿岸地带的基本平衡，更直接酿成了当下伊拉克的危机。在“革命”频仍的埃及，美国虽未使用武力输出其价值观，但华盛顿当局为维护美国在亚、非关键走廊上的利益，更已因此显得毫无原则可言。
事实上，美国正受到各种力量的牵制。当前，世界多极化进程呈强势发展，美国单极独霸战略受挫。不过，美国仍凭独超实力加紧推行单极战略攻势，对多极化进程构成严重挑战。世界多极格局的形成又将是一个充满曲折起伏的漫长过程。世界格局处于向多极化过渡的重要时期。单极与多极的矛盾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朝着非战方向解决，是当代国际关系发展的必然。
很显然，对于自19世纪以来就高举“美国例外”大旗，在两场世界大战后终于获得全球经济、政治、军事领导地位的美国来说，从单极向多极的转化过程难免会令某些美方政要惊惧。而美国在近年来于军事、意识形态上的种种措施，更可被视为一种紧张情绪的直接体现。对于当今世界来说，比起霸权主义，全球各国在这样的时期就更需要“共存”，北京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这个时间点上就将起到一种稳定器的作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含着中国的世界观、价值观。可以归纳为主权、平等、和平、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所以能够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说明“主权、平等、和平、互利”反应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心声，具有普世的意义。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是要传播“主权、平等、和平、互利”的价值。这同庆祝世界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意义一脉相承。“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是最符合中国文化的政策，不仅切实指导了中国的外交实践，也已成为最为世界所接受的主张，并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从这层意义上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当代中国在价值理念与行为规则上最成功的“对外输出”。
谈及北京的“对外输出”，这其中最为显著的例子莫过于北京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对于非洲国家的作为。从“坦赞铁路”开始，中国在非洲的经略早已涉及交通、民生、工商等各个领域。中国总理李克强近来在发言中坦言，称“中国人民需要民生，非洲人民同样需要”，他还指出，中国在非洲的发展不是“零和游戏”，而是“互利共赢”。当中国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帮助非洲国家建设公共福利设施，提高农业水平，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并积极开展减债、救灾和人道主义援助，而非如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挑动内战、控制政权之际，中国价值观的意义何在，于旁观者眼中想必也是“如人饮水，冷热自知”。
距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已经过去一甲子，但世界的不平衡、不公正问题被没有根除，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还在，世界依然不安宁。中印缅三国联合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没有过时，依然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实践意义。中国应当继续高扬这面旗帜，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道，共同构建基于五项原则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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