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禅宗六祖惠能的《坛经》里，有“獦獠”（读音gé liáo）一词：“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坛经·行由品》）
可见，獦獠并不等于岭南人（也就是广东人），但也有可能是广东人。因为獦獠是一个族属人群称谓，广东人（岭南人）则是一个地属人群称谓。
那么，獦獠是什么呢？
所谓獦獠，是古人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亦以泛指南方土著人口。《新唐书·南蛮》有记述：“戎、泸间有獦獠，居依山谷林菁，逾数百里。俗喜叛，持牌而战，奉酋帅为王，号曰婆能，出入前后植旗。”这里的“戎”指戎州，州治在今四川宜宾；“泸”指泸州，当年居住在那里的“獦獠”，已经演变成为今天的仡佬族人。
宋朝书画家米芾《寄薛郎中绍彭》诗之二：“怀素獦獠小解事，仅趋平淡如盲医。”按，怀素为长沙人。可见长沙人也是獦獠。
獦獠作为原始民族，后来逐渐演变为某种职业称呼，但依然含有卑贱的意味。《六祖坛经》中的“獦獠”一辞，“獦”应是“猎”的俗字，“獠”是夷蛮之人，多以渔猎为生，“獦獠”意为田猎渔捕之獠，已大体接近文献本义。“獦獠”又读为“猎獠”，但解释上则应为“猎头獠人”（猎头之獠），而非“打猎獠人”。
所谓“猎头”仍指獠人长期存在的一种文化习俗，即猎取人头以祭祀神灵。
大量文献资料都证明獠人长期存在猎头风俗。它既来源于发祭或血祭的巫术行为，也与头颅崇拜的原始文化极端心理有关，并为北方汉族土人所熟知，所以才将这一骇异可怕之习俗单独说出，以作獠人之特殊称谓，并引起了五祖的注意。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中的“獦獠”究竟应当如何解释？
一般认为“獦獠”意为田獦渔捕之獠人，田獦鱼捕与学佛道路背道而驰，因此才引出五祖弘忍和尚那关键性的一问：“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
有学者指出，《坛经》讨论“獦獠”能不能成佛，犹如讨论断绝一切善根的“一阐提”能不能成佛一样，是佛教史上有关佛性问题的一大重要公案，值得认真研究以求进一步澄清。故“獦獠”释义仍当读为“獦獠”，殆指“獦头獠人”，而非“打獦獠人”。“獦獠”读为“仡佬”乃是后起义，其中另有一层文化习俗演变的曲折在。
（二）
獦头血祭也是中国云南佤族原始祭祀中的一种最高献祭活动。以武装出征的方法獦取人的头颅来祭主宰万物的神灵“木依头吉”。被獦者一般是与本部落有仇的其他部落成员。獦头活动在每年春播前进行，若春播前未能獦到，可改秋收进行。届时要举行獦头、接头、祭头、送头等盛大的宗教祭典。獦到的人头带回部落，供在历史最久的村寨的木鼓房人头桩上。由头人主持接头祭典，代表大家对人头说：“我们这里酒美饮香，请你饱餐一顿。希望你今后把你的父母兄弟也请来饮酒吃饭，保护我们村寨的安全，庄稼丰收。”并在人头上撒些灰烬，与鲜血混合一起滴落在地上，然后每家分一些，待播种时随种子撒在地里。
獦头是为了祭祀神灵，但原始人又对獦到的人头怀有恐惧感，所以把所獦的人头作为祭祀的对象，用隆重祭典祭祀人头，祈求人头保佑人们平安，生产丰收，并祈求被獦者饶恕獦者和獦者村落的群众。每年夏历四五月还要举行送旧人头到村外人头桩上永久供奉的祭祀活动。《魏书》特别提到獦头祭祀以美须髯者为珍贵，其原因也可在佤族獦头习俗中找到解释。
照佤族人的看法。“美须髯”的功能是达到一祭数熟。这说明獦头源于一种相似巫术：认为发须稠密必然导致谷物茂盛，认为獦头血祭类似于一种灌溉----以神圣之血奉献于神灵，以求得大自然甘汁的还报。在商周时代的藻礼中，我们看到了与此相同的一种巫术行为。因此可以说，獦头风俗是在把发祭和血祭的巫术行为同头颅崇拜结合起来的时候，揭开它的历史序幕的。
佤族獦头之前，首先要由该寨窝即看好“鸡卦”，然后才有组织地去砍头。有趣的是，这一文化现象也可在僚族习尚中找到。
站在佛教立场看，如果说田獦鱼捕是极大恶行，那末獦取人头与燕食人肉更是大恶之恶，直接关系到人有没有佛性，能不能成佛的大问题。弘忍和尚已考虑到这一问题的严峻，故有此问：“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而从一切众生平等的关怀本心出发，惠能法师的应答也极有哲理的强制性与普遍性：“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尽管是有獦头与食人习俗，身陷大恶的獠人，其人性乃内具自我净化，自我超越的应然与必然性，只要一旦发心修道，就不排斥其具有可以踏上学佛道路，获得本然性心性觉醒，最终达至成佛终极目的之存在性可能。可见原文语言表面蕴藏着佛教哲理诠释问题。而后来的禅宗思想则将这一哲理深化为诸佛菩萨与一切蠢动含灵，同大涅槃，一体不异；佛性圣凡同具，虽阐提终不能断；狗子有佛性等公案。（三）
今天的基因研究已经确认，“漳州人”和“客家人”，都是“汉化的古越人”。
“客家人的祖先源自中原，是从中原迁徙到南方”，这已经被认为是“外行话”了。客家人是南方古越族后裔，已是新的共识了。
饶平人到三饶去看明弘治十六年（西元1503年）潮州府留下在今三饶留下的《本府告示》，上面刻着饶平人“性类徭僮”的石碑。明代文献《王阳明全集卷四之添设清平县治疏》疏中清楚的记录着“看得开建县治，控制两省瑶寨”一段中说明建平和县目的系控制“广东与福建两省瑶寨”，此“瑶寨”呼应明弘治十六年（西元1503年）潮州府留下在今三饶《本府告示》碑文中所谓饶平人“性类徭僮”之说。清代文献《台湾外记卷之六》记录着饶平“土著人詹四”。文化上，饶平客家人的“打尺子”和畲族的“打尺寸”几乎一样。
其他各地的客家人也一样，血液中流着越人的血统，在历代王朝恩威并用下，接受“教化”统治与主流“文化”教育，但语言文化上仍留存许多古越人影子，是汉化的“古越人”。北方人高高大大的，看秦俑的身高也知道历代皆如此，历代北方人如有南下，也是被多数的南方人“越化”，南方人身高都普遍比较矮。血液检查和外表都证明这一点，因此，不能喧宾夺主。
一种说着叫做“脉介”话，生活在中国闽、粤、赣交界大三角区内历史悠久的人。词汇中有许多古代南方底层词的遗留，如饶平话中“墟（hiu11）”表示“市集”是“古越语”成分；如“哩（li11）”表示“这”，“唔（m55）”表示“不”和今“粤、越南语”相同是“古南越语”成分；帽子（mu35）、蝉（kiam55）、芋（vu11）、船（shen55）、天（ten11）、冒令（猜谜）等等和今“越南语”相同，也都是“古越语”成分。
根据清福州闽学专家蔡永兼《西山杂记》载：“福建周时有七闽，其地域即泉郡之畲家，三山之蜑户，剑州之高山，邰武之武夷，漳岩之龙门，漳郡之南太武，汀赣之客家，此七族称七闽。”关于七闽，何光岳的《南蛮源流史》载：《周礼·职方氏》载：“掌七闽八蛮”。郑玄注：“闽，蛮之别也”，即闽乃蛮之别种。
从以上史料记载看，周朝已有客家种族，是七闽之一。（四）
客家人的远祖经过遗传基因的分析是中国南方的古越人。除此而外，“姓氏基因”的研究也证明客家人是中国南北两大异体中的南方体。因此，今天的客家是由古越人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渐汉化而成。而汉化的过程，具体展现在生活食衣住行方面，则是随着时代趋势而改变；在语言文化上则融合在汉文化中，成为其中的一支，其中最突出的是文化的载体----“语言”，随着时代“统治语言”，缓慢而逐渐吸收。因此，“客家话”就成了客家人的标志。
越人的后裔汉化时间是自汉代左右，尔后历朝各代不曾间断，汉化被当作是高尚的、文明的、有教育的，经过这个过程以后，“教化”也被合理的教育在古越人后裔心中。这种情形，到了汉末，导致古越人的大部基本已经汉化成为汉人而消失。到了唐代，古越人的小部又更进一步被官方收编，而剩下不愿被汉化的，也就被统治者“野蛮化”成俚、黎，或侗、洞、峒、僮，或僚、獠、徭、瑶，或畲、蜑等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教化”包括有形无形的压力和社会地位的贬抑，就这样少数民族长期不断被差别待遇和受到歧视压力，导致更多的俚、徭、僮等快速消失。
大致客家先民到北宋赵氏南迁时，因为南宋抗元的需要，大封南方豪杰功名，遂使南方的客家先民被注入一股民族形成的养分，这样的机缘使从周代没没无闻的客家开始崛起。尔后宋被元灭，一时之间客家又潜沉转型而消声匿寂。由于少数民族被差别待遇和歧视压力环境的不利，汉化的客家开始精心窜写族谱，将历代受封的土官，改为北方中原士大夫南迁，以示地位与汉人同等。直到最近不到一两百年的时间，客家终于完全的高度汉化，伴随而来的是此时客家人的“隐形”焉然形成。一方面努力和原始“蛮獠”划清界线，并且一段时间还压迫过其它少数民族。并且这种现象在客家兴起后，历史上长期的被压迫成了挥之不去的紧箍咒，即使族谱年代接续和史实记载总是不符，即使和现今医学研究的结果总是冲突矛盾。
（五）
历史上的潮州，扮演着客家孕育的摇篮。台湾的客家分广东的潮州客，嘉应州四县客、大埔客，惠州海陆丰客，漳州诏安、平和、南靖客和汀州永定客等。历史上的漳州在唐代前属于潮州。历史上的梅州早在南朝陈武帝时就属潮州，梅州在明太祖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到清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为止，长达360余年时间属于潮州。而惠州海陆丰自古和潮州相连关系密切，不下于兴梅。可见客家和潮州的紧密关系，潮州的人文历史地理无不与客家息息相关。首先，要澄清一个历史的误会。潮州客最早进入台湾的历史是明代左右，在清收台湾为版图次年（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开海禁到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左右时，潮州客开始大量进入屏东。到清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台湾爆发朱一贵事件时，南部屏东潮州客家组六队（六堆）义军抗朱，“六堆”包含屏东的11个大庄，64个小庄的客庄，义勇有1.2万人，人数至少有6万之众。因此，这些今日多数被称为嘉应客的，是历史的误会，我们从上段中的时间表中，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些“潮州人”来台近一个世纪左右嘉应才出现，这也就是屏东“潮州”地名的由来。
因为有这样的历史与地理渊源，饶平客家也就可以提供许多客家的研究。2005年初，台湾的饶平客话，天（ten11）、田（ten55）、间（gen11）等等语音没有“i”介音，被分析出是汉语中古前期的语音。2005年中，饶平客话“于、余、瑜、俞、予”的“rhu声”，根据李方桂教授：“喻母四等（即余母）上古很近ｒ或ｌ…”一文，再次被分析出是汉语上古的语音，这对客家的历史定位和研究有相当的价值。
（六）
福建的主人“畲”，祖先在春秋战国就有一个越王句践，到秦代期间延续越得历史，在福建就建有一个相当强盛的“闽越王国”。秦征服了南方百越以及边境的其它民族后，设桂林郡、象郡、南海郡和闽中四郡。闽中郡部分，也就是今天的福建，因为秦以前此地就有“闽越王国”历史事实，所以秦有别于其它统治区域的统治方式，也不得不只好用“废王位，改君长”的方式，实际上虚设闽中郡（今福州），承认地方高度自治方式处理。秦以后到了汉代时，福建的统治现象则呈现多变。首先，汉时，南方由赵陀建立南越藩属国，福建部分，在公元前202年闽越君长无诸接受汉，被封为闽越王，建王城于武夷山等。尔后汉开始实施削弱闽越王势力计划，在闽中之南另立越王族织为“南海王国”南海王，统辖今闽南现漳州、闽西和广东的潮梅，江西现赣州之东等地。“南海王国”国界北接闽越南毗南越。但南海王国立国才十五、六年就起兵造反，因此被汉武帝所灭，贵族被迁往上淦（今江西靖江县），领土被闽越、南越瓜分。后来汉又在闽中之北另立“东海王国”，治在浙江温州。公元前138年，闽越王国攻击北方的东海王国，东海王国向汉求救援，闽越撤退。但东海国王恐怕闽越卷土重来，就举国归降，全国人口大约四万余人，西汉把他们迁置到江、淮地区，东海国灭，闽越王国延续自周的强盛可见一般。这种情形，一直到公元前111年，汉灭南越，到了公元前110年“闽越王国”终于被汉消灭。但即使如此“闽越王国”国灭，但汉朝廷对福建的统治，实际上仍然是困难重重，只好又将之统治阶层迁置到江、淮地区进行教化，放弃对福建进行真正的统治。汉代的福建如此，此后大致一直到了唐代，福建才开始真正有了开发。也就是这样特殊的历史因素，属于“畲”为主体的广大平民反而有更大的空间发展，牵动着族群的消长与变化。福建在汉代时，汉朝廷对福建的管辖情形是延续“闽越王国”旧有统治现实的。汉将福建南北一分为二，北属会稽郡侯官县，南属南海郡揭阳县管，可见即使消灭了“闽越王国”，但汉仍受到“旧势力”的制肘而实际无力经营，经营起来也着力不深，也就是这样的写照。汉后晋朝时，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今漳州境北属晋安郡晋安县，南属东官郡（析南海郡地立）管，此时福建北部稍有变化，但实际上变化不大。约130年左右后，待晋义熙九年（公元413年）时，福建南部以下变化就明显开始，变化的情形，基本上是南方古“南越国”势力的扩张和古“闽越国”势力从闽中往闽南移动的结果。晋首先分广州东官郡，在粤东北和闽南立义安郡，辖海阳、绥安、海宁、潮阳、义招5县。今漳州南境属义安郡绥安县（县治在今云霄县境内），北境仍属晋安郡晋安县管。这一时期我们从从“义安”、“绥安”、“义招”、“海宁”的地名上看，显然这些地方是经过一番“绥靖安抚”与住民“心向朝廷”过程。义招即今广东大埔，有湖寮古城，当时辖今永定、长汀等处，《隋书》作“昭义”，《南越志》作“义昭。
闽西的建置，在三国时代闽粤都属吴的辖地，吴景帝永安三年（公元260年）析建安县东部地置将乐县（古镛城，镛者，大钟也，今纯客家县），西部地置绥安县。到东晋时增加有黄连、归化场。闽西的第一个县级建置“杂罗县”在太康三年（公元282年）设立，杂罗属苦草镇即今龙岩中心城市所在地，位置在九龙江上游。闽西的建置，接着是“汀州”，在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福州长史唐循忠于闽西光龙洞（又作九龙洞）一带“检责得避役百姓共三千多户”奏请置州。又《唐书 卷41 志第31 地理5》载：“汀州临汀郡，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开福、抚二州山峒置，治新罗，大历四年徙治白石，皆长汀县地。户四千六百八十，口万三千七百二。县三。长汀；宁化，本黄连，天宝元年更名；沙。”
以上，这里面的几个地名需要讨论，对客家的渊源才可以析清；1.“杂罗即今龙岩”，今人没有问题。2.州治“新罗徙白石”的“新罗”有人认为是今龙岩新罗区，但却因此引起众多讨论。根据清代《汀州府志》《长汀县志》古迹志所载：“新罗城，在府境，晋置，唐改汀州。”意思是“新罗城”就是晋代的“新罗”县治，也是唐代汀州“州治”。因此汀州在晋时的古名是新罗，和今龙岩的新罗区有别。但古时州置归属变来变去，两地又相连，重迭的情形则是相当有可能的。3.“宁化，本黄连，天宝元年更名”，意思是宁化就是东晋时的黄连场。又从唐代汀州置县时，人的来源是来自福州和江西抚州的“山峒”，说明后来在唐昭宗干宁元年（公元894年）时，《资治通鉴卷259唐纪75》载：“是岁，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福建观察使王潮遣其将李永勋将万人击之，蛮解去。”可见两者之间的关联。（七）
明溪和三明市中间的岩前村万寿岩旧石器遗址，由灰岩构成，岩溶发育，生成十几个洞穴，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埋藏在灵峰和帆船两个洞内。遗址总面积1200多平方米，发掘面积400平方米，共出土800多件石制品、少量的骨角器和20多种动物化石。
帆船洞发现的人工石铺面120平方米，距今2～3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属全国首次发现，在世界范围内亦属少见。中间留有一块土质地面形成中央活动区，出土了石制品近400件，伴生的动物化石有巨貘、中国犀、虎、棕熊、牛类等10多种。出土的动物化石中留有明显烧烤痕迹。洞中发现的磨制骨、角器与粗糙的石制品组合的发现，为研究旧石器时代向高阶段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数据。灵峰洞与帆船洞遗址同处一座岩体山上，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18.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古人类活动遗址，从中清理出石制品70余件及一批哺乳动物化石。
岩前村万寿岩旧石器遗址，经中国国家文物局、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等部门和单位的专家学者论证，认为其年代分别为18.5万年前和1至3万年前。文物考古专家和第四纪地质专家认为，福建三明岩前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时间上跨越了旧石器时代的早、晚、末三个阶段，其中灵峰洞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的发现，把古人类在福建生活的历史提前了十几万年，也是华东地区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且仅有的洞穴类型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整体而言，它提供南方民族开天辟地等等各项传说的积极证据，并且和后期古越人发展与演化，对研究闽台及客家史前文化渊源等意义重大，也为客家人在周时就在汀赣提供坚实立论。
公元540年，闽南地析晋安县地即今九龙江北溪下游地区及滨海地置龙溪县，县治在古县（今龙海市颜厝镇）；又在今九龙江西溪中、上游地区置兰水县，县治在双溪口兰陵（今南靖县靖城镇）。因为延续“闽越王国”历史的因素，朝廷在福建大多任用汉化的“畲”给予官职用“以夷制夷”统治。这样，大致福建在隋时“畲”已经受编为民并开始汉化。在唐到五代期间福建的情形是，唐初闽南显然“以夷制夷”手段使用不灵光，所以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陈元光平息“蛮獠”后才建立漳州。至于在闽南中心以北地区，唐末王潮（王审潮）、王审邽、王审知兄弟发动兵变杀王绪后，在唐光启二年（公元886年）攻入泉州又下福州，王潮死后，王审知袭继。唐亡，王审知被后梁朱温封为闽王，建立五代十国之一的闽国，国都在福州。此时闽北福州“畲”早在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被迁至长汀县，留下的可说是几乎汉化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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