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七一大游行以及两大学生团体发起的“占中”预演落下帷幕。早前不少人曾担心示威民众和警察之间会发生暴力冲突，但最终双方之间的对峙和平结束。警方在清场时基本没有遇到抵抗，气氛温和。而整个过程给人的印象是场面声势浩大，秩序却井然有条。有分析认为，在经历了近期一系列民主运动被激进势力劫持的事件之后，香港社会开始注重杜绝暴力，激进派对民众的影响逐渐式微。而一度在香港民主运动丧失话语主导权的温和民主派，也有了令民主运动重回正轨的基础，可望重新扮演民主领军者的角色。而这一切的关键在于尽快与激进势力彻底切割。
以民主党为首的温和民主派，本来是香港历次七一游行的主力。但近年来香港激进势力抬头，对温和力量连番叫阵，温和民主派在左右两方的双重挤压下政治空间越来越狭窄。一时之间，无论是“占中”、“真普联”还是“民阵”等有着团结泛民构想的组织，都已经被激进派控制。而这些激进人士又高举团结民主派的旗号，企图利用“捆绑”的策略蒙骗公众；同时也让温和派没有“道德力量”去反对，不敢与其分道扬镳。面对激进派的这一策略，温和民主力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以为自己只要暂时性地退让一下，就可以得到激进派的宽容，将来在协调选举之时，也可以避免被猛力追杀。这一错误思维让他们即使察觉到激进派劫持了自己最初发起的民主运动，也甘愿忍辱负重，不断退缩。
温和派天真地认为自己所展现出的诚意终究有一天会打动对方，殊不知激进派却正正利用了他们这种畏首畏尾的心理，趁势抢班夺权，成为民主派的领导者。而在这些人的口中，所有支持温和理性的力量都会被污蔑为“投降派”。于是，人们看到民主摇身一变成了民粹，而“普选”、“政改”等承载着广大香港市民良好愿望的词汇，在他们别有用心的操弄下，全部都变了质，以致连青年学生都成为非常激进的一群。在这种大环境下，许多原本支持或同情“公民抗命”，对戴耀廷提出的理念表示认同的港人都对“占中”望而却步。社会上要求民主运动中撇除暴力元素，温和派与激进势力彻底“割席”的声音愈发强烈。对于社会上的这种呼吁，温和民主派内部进行了反思。民主党5月宣布在第一次“全民电子公投后”正式退出真普联，踏出了与“人民力量”等激进力量划清界限的第一步；汤家骅反驳称“泛民团结论”很天真，让更多港人看清激进派的真面目；“占中”三子表明不会参加，也不会号召群众参与学界发动的“占中”提前预演；这些都对社会整体气氛回归理性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事实上，在抗议“新界东北发展计划”这样的暴力行为接二连三的出现之时，香港的舆论也悄然发生了反弹。这次“6•22”投票有70多万人投票，人数虽然众多，但绝大多数都不是“人民力量”这类极端势力的支持者。很多投票者只是为了表达港人争取真普选，让政改向前迈进一步的愿望。在政党政治的标签效应之下，“人力方案”获得的票数最少就说明了这个道理。而在此次7•1游行的过程中，极端势力同样很难掺入进去。这种社会风向的变动不但逼迫原本以热血感性“行先”的年轻学生们意识到不能够再选择激进抗争的路线，也让“占中”重新回到了戴耀廷等人最初所设计的和平、非暴力的轨道之上，“三子”运动领导者的地位得以恢复。
香港社会开始对激进民主派的蛊惑产生冷静和具批判性的思考，港人对无休止的政治争拗表现出厌倦情绪。从这个角度上说，现在是温和民主派摆脱激进势力的劫持，夺回香港民主运动主导权的最佳时机。如今党派政治需要、大众民意支持、社会舆论转向三者齐备。可以说，无论是面对党内还是党外，不管是出于自己的政治前途抑或是为了全体港人的福祉考虑，他们都应该展现出独立性，拿出勇气与激进派决裂。温和民主派拥有足以决定政改成败的“关键少数票”，如果为了维护“泛民团结”，继续选择与激进派捆绑在一起，无疑将会成为最大的输家。一旦政制发展受争拗拖延，全港市民都会把不能如期普选的责任归咎于所有民主派，而届时香港也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诚然，78万人参与全民投票，51万人参加七一游行，这些有夸大成分的数字可能会让激进民主派的胆子变得更大。但温和民主派需要明白，参加这些活动更多地只是香港市民一种感情上的自然反应，而上述活动的进行方式以及平和秩序正正凸显出绝大多数港人并非与激进派和民粹主义者站在同一阵线，香港整体上还是一个崇尚理性的社会。同时，也不能忽
视北京方面的强硬也会让务实的港人同激进派拉开距离。因此，身为民主派内的温和力量，他们亟需摆出不同的姿态，找回司徒华领导时期的那份高瞻远瞩，杜绝书生论政的那种犹豫不决，拿出勇气与激进派彻底而明确的绝裂，在社会中推行自己温和变革的主张，这既是广大香港民众对温和民主派的热切期盼，又是当下香港时局赋予他们完成华丽转身的一次美好机遇。在这种大好时机下，坚定信念走自己的路，不再与激进势力藕断丝连，对致力于反映社会主流民意的温和民主派而言，是必须迈出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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