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指的是在中共党内德高望重的革命元老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五人。“延安五老”这一称谓，缘自朱德1942年写的《游南泥湾》一诗，诗中有“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等句。他们的晚年虽然大多受到“文革”的冲击。1943年左起：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合影。
徐特立是“延安五老”中最年长的一位。60岁生日那天，毛泽东给他写了一封信，称徐特立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自己的先生。图为长征到达陕北后的徐特立。
共和国成立后，徐特立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因年老记忆力减退，他自动申请免职。但是，他仍关心国事----“大跃进”时不表赞成，“文革”开始后又忧心不已。图为徐特立与叶挺合影。
1966年国庆节上天安门时，他守在电梯旁等毛泽东，想倾诉心中想法，可惜被突然出现的一群高呼“万岁”的人隔开。图为1936年，毛泽东和他青年时期的老师徐特立在保安。
晚年徐特立还有个特点就是非常疼爱自己的妻子。1949年后，他将妻子熊立诚接到北京，从此开始老年夫妻的团聚，家中有好菜他都要妻子先夹；家中钢丝床坏了一边，自己睡坏的一边妻子睡好的一边。图为1940年，董必武和徐特立等合影。前排左起：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后排起：叶剑英、秦邦宪、周恩来。
1949年，出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的中共代表在中南海合影。前排右起：毛泽东、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刘少奇；后排右起：齐燕铭、陆定一、周恩来、邢西萍、彭真、陈云、李克农、 刘澜涛、安子文
夫人熊立诚1960年去世后，徐特立把两人的合影一直带在身边。1968年徐特立去世，享年92岁。图为1968年11月28日，徐特立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图为徐特立遗容。
吴玉章在“延安五老”中年龄排老二，共和国成立后，吴玉章受命创办中国人民大学，任校长，一干就是17年。图为青年时的吴玉章。
在延安，为了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毛泽东在全党内开展了整风运动。图为1944年6月，毛泽东在杨家岭。左起：爱泼斯坦、吴玉章、博古、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
在中国人民大学历次政治运动中，吴玉章敢于冒风险抵制错误，力所能及地保护一些同志。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吴玉章竭力主张在划“右派”中不要搞扩大化，反对在学生中划“右派”。图为1938年10月，吴玉章和林伯渠离开延安赴重庆，途经西安时合影。
“文革”中，吴玉章也遭到了打击迫害，但他还敢于到批斗郭影秋副校长的大会上去公开保护郭影秋。图为1945年毛泽东和朱德李鼎铭、吴玉章、徐特立、任弼时、王震。
吴玉章在1966年10月底病倒了，病中听到的是“老走资派”、“黑线人物”的种种诬蔑。他住在北京东四六条的小院里，因无人照顾而跌成腿骨骨折。图为1949年10月1日，吴玉章、毛泽东等人在开国大典。
也许是因祸得福吧！当中国人民大学内的造反派头头想把他揪回人大批斗以彻底清算17年教育黑路线时，国务院通知造反派说他骨折，这才免过了一场灾祸。1966年12月12日，88岁的吴玉章患肺炎经抢救无效逝世。图为1958年4月5日，吴玉章重返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旧居。
1949年共和国成立时，谢觉哉已过66岁，将近古稀之年，担任内务部长。图为1933年担任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秘书的谢觉哉。
1937年谢觉哉（前左四）与夫人王定国（前左二）、刘英（前左三）、徐梦秋（前左五）、彭加伦（前右二）、贺子珍（后左三）等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合影。
1938年9月，美联社记者汉森与在延安的领导人午餐时拍的照片（左至右）：王真、徐海东、贺龙、谢觉哉、罗荣桓、萧克、关向应、罗瑞卿、杨尚昆、萧劲光。
1957年，谢老因年龄和健康原因，担心不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曾亲自写报告给党中央和国务院，请求免去任职8年的内务部长职务，但没有被批准。图为1943年谢觉哉在延安时的留影。
1959年5月，谢觉哉受命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这在人们的视线里，名高地显，工作则可松可紧，适合德高望重的老年人。有些医生和关心他健康的友人劝他道：“你的年岁大了，法院的工作就挂个名算了。”图为1950年，谢觉哉代表中共中央看望方志敏的母亲。
谢觉哉尽管已满76岁，还是满腔热情，不知疲倦地工作。他说：“挂名怎么行啊！杀人的批复都盖着我谢觉哉的印章，人杀错了，那些‘冤死鬼’来找我‘算账’，我怎么得了呀！”逗得大家都笑了。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病逝。图为1964年，谢觉哉全家合影。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董必武先后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担任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七至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图为年轻时期的董必武。
1927年3月，董必武（第二排左二）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前排右起：吴玉章、经亨颐、陈友仁、宋子文、宋庆龄、孙科、谭延闿、徐谦、顾孟余、丁惟汾；第二排右起：朱霁青、林伯渠、毛泽东、彭泽民、于树德、陈其瑗、邓懋修、丁超五、董必武、江浩；后排右起：谢晋、许苏魂、邓演达、恽代英、陈公博、詹大悲、夏曦、王法勤、王乐平、周起刚。
1941年12月，董必武等人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接见司徒美堂。从左至右：司徒柱（司徒美堂长子）、董必武、司徒美堂、周恩来、徐宗汉（黄兴夫人）、邓颖超。
1949年6月，董必武和朱德、林伯渠、沈钧儒等在新政协筹备会全体会议上。在16日举行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上，董必武被推选为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组组长。
在“文革”中，董必武受到冲击，1968年不得不迁出中南海，住在北京六部口附近的一个院子里。 他和朱德、陈毅等，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所谓“另组中国马列共产党”、“里通外国”……1969年，董必武被“疏散”到广州。图为1954年2月20日，董必武在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的大会上，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佩带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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