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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看绥靖主义走多远?

临危受命的温斯顿•丘吉尔曾在自己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书中将二战称为“一次本可以避免的不必要的战争”。当关东军重兵吞并中国东北时,国际联盟态度暧昧;当希特勒撕毁《凡尔赛和约》进军莱茵非军事区,英法几乎毫无反应;当日耳曼铁骑蚕食奥地利、苏台德区,肢解捷克斯洛伐克时,欧洲列强依然无动于衷。直到“闪击”波兰,英法等虽珊珊宣战却依然数月不见动静。最后,抱持“祸水东引”心态的美欧终于未能阻止灾难最后降临到他们自己头上,连一开始便“识破”美欧“奸计”的苏联也是如此。如今,世界改变了格局,冷战色彩也渐渐褪去,但各国之间的合纵连横、朝秦暮楚的繁复依然令人眼花缭乱。假如说波兰是英法的底线,珍珠港是美国的底线,那么今时今日,什么又是中国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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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历史以及领土争端将成为始终挥之不去的阴影

中日的传统矛盾已经成为左右中日关系的关要。当然,人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中国不会再像甲午中日之战以及此后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期间那样,再度遭遇日本军国主义的荼毒。人们列出的理由包括,相比于抗战时期,日本当下的政权组织格局彻底改观,日本自卫队处于民主体制和严密的文官控制下,不会再出现僭越国会不受约束直接听命于天皇本人的军部;而且,日本实际上的右翼分子势力微乎其微,普遍爱好和平的民意基础是存在的而且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不太可能造成军国主义的复苏。这可以以日本反对解禁自卫权的民间游行以及近期那副著名的“上前线,请总理先走”宣传画中得到体现。

的确,这些事实无法否认。我们也承认,在可预见的未来,军国主义在日本复苏的局面基本无可能发生,但这并不表示外界不必警觉日本的连串动作背后的意图。民意被政治势力裹挟的动作并不是没有前例。魏玛共和国也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不是也有屈从“民意”让希特勒从兴登堡的手中接过权杖、从此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吗?

单纯从个人的性格以及经历判断其政治行为,甚至就此作出举国反应的确愚蠢。但而今,野心勃勃并且具有深刻右翼背景的安倍晋三在一步步实践其理想----突破和平宪法的囿限。7月初日本安倍内阁通过决议,宣布解禁集体自卫权。这是日本在寻求恢复大国地位的最重要一步,意味着它可以像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一样,在必要时发动战争,并拥有保卫盟国的权利。实际上,安倍是在“继续”前辈“国家正常化”和获得大国地位的道路,他将其视为自己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并为之进行了长期的准备和部署尝试。同时,从钓鱼岛之争,到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再到联络域内外各国构筑协同关系刺激中国。也许至此仍然会有人坚持认为那是日本的内政问题,他国无权干涉。但是不要忘记,莱茵非军事区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德国的内政问题。所以说,任何扩张企图都可以以此为借口,重要的是“风起于青萍之末”,最后悲剧的发生往往是因为拒绝像丘吉尔那样有洞见的“瞭望者”。

那么,习近平是否应该给安倍划一条“红线”?而珍珠港之役是否能够唤醒美国汲取“绥靖主义”的警惕呢?于是,中国高调的反击在中共十八大酝酿接班那年便开始升级。这大致涵盖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前者以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出席的七七事变77周年高规格纪念活动、每日公布一名日本战犯自供状、设立特别纪念日(抗战胜利纪念日以及南京大屠杀公祭日)、搜集南京大屠杀遗属信息以及开通国家公祭网等等动作为标志,这些动作琐碎但象征意义明显,对于彰显国家意志威慑日本至关重要。

而在另一个层面,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出击也煞费苦心。此又可简单归属两个层次:其一,直接以实力迎击日本。大规模扩充海空力量,率先在东海划定防空识别区,围绕钓鱼岛等争议海域进行频繁的常规性军事执法动作乃至联合俄罗斯进行威慑意味明显的军演,给予日本以相当的战略压力。其二,拉拢同盟,“曲线抗日”。作为与安倍几乎同时登上中国政坛顶峰的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未放过任何一次“控诉日本”的机会。德国总理默克尔特意选在7月7日造访北京,并与李克强同台会见记者,可能并非其本人用意(当然不排除向北京表达善意,以弥补今年早些时候婉拒习近平造访德国二战遗迹的可能)。而在3、4日,刚刚因为日本宣布解禁集体自卫权令中韩不满之时,习近平偕夫人彭丽媛高调访问韩国,以展示中韩亲密,其传递的意思已经相当明确。而这还并不是全部,中国也在之前申请了世界记忆名录,而且在诸多国家与日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舆论驳火,其中尤以去年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引发的“伏地魔”舌战而闻名。

北京当局的强硬立场也同时迎合并安抚了国内的民间声音。事实上,也正是因此,国内反日声音相信当局能有比较全面的而更为强硬的反制动作,所以才自愿达成一种默契状态。不过,即便如此,中日之间仍有很大的回旋空间。北京无不在每个动作中都留有余地,这在现在看来无疑是明智的。在国际外交场合的攻讦与指责尽管凌厉,但始终需要拿捏好火候。习近平,或者说中共当局在处理中日关系时拥有清晰的思路,在事关地区局势大局方面有自己的轻重缓急考虑,对日本形成压力的同时,始终为中日关系回暖保留了相当的回旋余地。比如,胡德平、李小琳等以民间身份访问日本。而一旦局势缓和,北京与日本民间以及政要的接触并未被一概回绝。

而就美国而言,作为美国的盟友和亚太战略支点,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便竭力试图摆脱美国的掌控,即使近年日本政局不稳、经济停滞,但亦痴心不改。2009年美国部署重返亚太战略,意味着日本将迎来二战后的又一个春天吗?美国也必定仔细掂量,以防止被日本设套。从某种意义上,两者的疑心会始终伴随左右。如果说美国头脑中依旧还残留着某些冷战的痕迹,那么即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某种程度上还在重复当年希特勒“祸水东流”的剧集。

从美国主导二战后接管和改造日本,到之后对一应战犯“宽大处理”纵虎归山,可以说,日本之所以未能如二战后的德国得到世界的宽恕肯定有其必然原因,美国有责任为其曾经的“仁慈”付出代价。当人们以古老的“农夫和蛇”和珍珠港悲剧警告美国之时,美国可能认为这是预设立场的挑唆而不予理睬,但它不应该完全没有意识到日本的离心倾向或者说“同床异梦”,也不会不考虑当年英法苏绥靖主义的破产,思考“祸水西流”是否符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利益,或者更进一步说符合美国自身利益。

在亚太地区安全的天平上,中美可能攻守之势已经悄然生变,美国主导地位的确会松动。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世界大势不过是古人沙盘推演的继续,美国当为日本紧一紧紧箍咒了,而不是在日本宣布解禁自卫权后还为其背书,那只能向其传递错误信号,令安倍走得更远。

中国已经不止一次向美国表达不满,要求其必须看护好自己的“猎犬”,以防在亚太乱咬人。在第六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第四次战略安全对话于7月9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前夕,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上将8日会见了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洛克利尔(Samuel Locklear)时强调,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这是中国再度明确警告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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