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天的发酵，李承鹏被销号事件缘由逐渐水落石出，但事后各方的反应却取代了事件本身，成为舆论争议的焦点。尤其是《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该报的评论“早晚注定发生”，因带有其惯有的复杂意味招致诸多质疑。胡锡进迅速跟进的评论虽然发表于官方媒体，看似政治和理论较量，但更多地是凸显了他与李承鹏两人之间的个人仇怨。
事实上，在中国社会舆论和思想领域，严肃的论争往往沦为情绪化的宣泄，观点的矛盾往往变成人身攻击。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保守派还是自由派派，抑或是胡锡进一般手持宣传机器的体制内官员，都或多或少存在着非理性可能和极端化倾向。如果彼此之间没有主动的宽容和妥协，是不是真的应验了成龙所说的“中国人是需要管的”的言论？是不是只能借由权力和强制手段才能在同一片土地上相安无事，才能取得共识和合作？
胡李个人恩怨与《环球时报》评论
李承鹏的新浪微博在7月7日晚被封号，随后被注销。同样活跃于该微博的《环球时报》账号“环球时报评论”迅即调侃道“听说李承鹏被销号，感觉应该说点啥，但又不知道说啥。微博没有李承鹏，利大还是弊大呢？”当晚凌晨点2时35分，胡锡进在《环球时报》发表评论，开篇以重笔评述李承鹏本人，将其归为“激进自由派”，并以严肃警告威胁的语气强调该派必须有底线思维和敬畏感，“他们需要为此承担各种后果”，最好别复制前人的悲剧，即“输得精光”，“将长期碌碌无为做了豪赌的成本”。
事实上，胡锡进写出此类文章并非突然，他与李承鹏之间着实恩怨已久。李承鹏此次被销号是因为稍早前抨击言论管控的演讲触及政治红线，而且他也在演讲中提到了胡锡进的《环球时报》：“这个国家已失去生动的语言了：新闻联播、《环球时报》……高举、深入、持续深入、坚挺、高潮，更大的高潮……这种语言很差，我对这居然没引起扫黄打非办的注意，而感到惊讶。”因此，虽然全文落脚到对“激进自由派”这一类别的泛指，但是外界还是更多地认为是在攻击李承鹏本人。与其说该文是一篇由点到面政治类文章，毋宁说是一篇以政治为掩饰，以国家公器为私器，发泄个人仇怨的抒情文章。
虽然看客会为李承鹏的才思和机智叫好，但是不可否认，李承鹏语言比胡锡进发表出来的文字粗俗得多，而且在某些场合中的表态多带有针对胡锡进本人的污辱。在周永康案支流四川黑金商人刘汉案被审前后，《环球时报》与李承鹏互相指责对方为黑社会。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好不热闹。一个凭借巨大的舆论影响力频刷文字下限，一个凭借官媒地位义正言辞地戴帽指责。他们相互指控的内容却都随着刘汉案的结束而没了下文。不仅是李承鹏，其他一些网络大V和他们代表的部分社会舆论也都十分鄙视胡锡进和《环球时报》。例如，将其比喻成“看门狗”，将其为既有格局辩护的行为比喻为“叼飞盘”。
但是该报长期以来的特立独行，形成了一种鲜明的性格特征，或者说是具有了胡锡进性格。胡锡进成为《环球时报》不可或缺的符号。毛泽东20余年执政历史已经证明，领袖人物在组织中过于高悬，固然能做出一些超越性贡献，但是很难控制自己的权限，事必躬亲难免使个人意志和个人情绪强加于组织决定。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对国家建设的强烈渴望促成了“大跃进”，胡锡进也有可能有意或无意间把个人私愤通过《环球时报》倾泄而出。
胡锡进本人只是左派阵营中的普通一分子，攻击对手也算是一种“分内之事”。但是如果携公器以私用，借《环球时报》这样的官方媒体以泄私愤，显然是一种严重错误。《环球时报》是执政党第一党媒《人民日报》子报，而且自诩为“三大中央媒体之一，传达主流舆情”，如此就更应该成为坚持客观、中立的态度。
社会舆论标签：盲目、任性、冲动、武断
互联网兴趣之后，网络成为中国人难得的展示自己存在和声音的平台，社会舆论中左右两阵营间经历数年来的碰撞交火之后，其矛盾已经越来越难以调和。相互造谣、谩骂、污辱、戴帽成为常态，严肃的理论论证几不可见。一方指责对方为五毛、看门狗，又被另一方指责为美分、汉奸、带路党。李承鹏与胡锡进本回合交锋，在其他人身上也早有预演。例如，五岳散人和吴法天微博约架；方舟子质疑越韩寒身高之后被称为“肘子”；任志强怒批胡锡进无思想司马南无人格；崔永元称司马南“司马夹头”，后者以自己的“文明”反衬对方的“野蛮”。
这诸多乱象扰人耳目，似乎是在展现汉语的博大精深，又似乎是在展示中国人天然养成的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只是，他们所讨论的问题，所关注的事情，往往就在这样的争吵中被湮没、被曲解。这种景象是不是在证明着成龙“中国人是需要管的”的说法？如果都不能够宽容和妥协，是不是只能借由权力和强制手段才能在同一片土地上相安无事，才能取得共识和合作？
李承鹏与胡锡进的争执，实是中国社会舆论和思想界的缩影。不论体制内外，不论左右两派，被裹挟进舆论场的这些人似乎都有一种极端化倾向。这可能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特征，改朝换代的革命热情，文革的回潮，都是这种特征的某种体现。但也有学者认为，相较于追求理性的西方文化，中国文化的特征是感性。盲目、任性、冲动、武断是其消极方面，只是被过度扩大化了。中国社会舆论中的这种观点对立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十分常见，但是很多发达国家都十分鲜见。或许是因为，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和文明形态转型过程中的社会难免会兼顾调和社会各个方面，产生一系列现实问题。舆论争论的激烈程度与社会问题和严重程度成正比。因此，化解当前显而易见的严重社会问题，是解决舆论争论的治本之道。另外，如果双方能够多一些宽容和理解，将重点集中到具体问题而不是个人身上，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使紧绷的对立态势有所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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