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日印发《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引发了舆论场中波动。官方对《办法》的解读是要求新闻工作者要严守法纪底线，不过，部分媒体自行提炼后，从中摘取出“两项禁令”的主要意思。通过传媒的放大效应，《办法》的传播方向实质上远离了官方的初衷，蜕变成舆论场中收紧言论，加强新闻管制的工具。
媒体所指的“两项禁令”是《办法》规定的两条内容。一是第四条，禁止非法复制、记录、存储国家秘密，禁止在任何媒体以任何形式传递国家秘密，禁止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一是第五条，新闻从业人员不得违反保密协议的约定，担任境外媒体的“特约记者”、“特约通讯员”、“特约撰稿人”或专栏作者等。
根据“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法学理念，法律没有对某些行为进行限定既是留有自由空间。从这个层面讲，官方新出台《办法》加强管理的举措，其出发点就容易令外界产生限制新闻自由的联想。随后官方的解读及澄清也是语焉不详，很大程度上只是对“推动新闻单位加强对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的规范管理”的重申。种种“漏洞”，留给了外界可以自行解读的空间。
显而易见，中共忌惮的对象并不是广泛的新闻从业群体，而是其中具有传播影响力甚至是煽动作用的精英，比如对高瑜，向南夫等异见记者的惩处。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大陆知识界的思想更加活跃，知识分子的影响力逐渐加大。与此同时，与政府持不同政见，批判现实立场的异见人士群体也在不断扩大，这给中共的执政带来巨大的挑战。其中部分群体甚至是宣传中共甚为敏感的“宪政”、“民主”。对于这些“疏远疏离，甚至是离心离德”的异见群体，中共通常会采取强硬的举措。从老意见领袖胡平、余杰、刘晓波，再到新接棒的慕容雪村、李承鹏……遭到中共弹压的异见人士名单可以列出更多。
虽然中共在多种场合始终如一的强调“三个自信”，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频频显露出不自信的征兆。对舆论环境的收紧，对异见分子的弹压，都是这些不自信的体现。遇到这些难以驯服，难以教化的“顽固”分子，除了一劳永逸的噤声之外，中共也别无它法。毕竟，具有强烈危机意识的中共一直对“执政危机”保持高度警惕，时时不忘记用前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来训诫自身。异见人士所秉持的宪政、民主、自由的思潮，频频触动中共敏感的政治底线，而任何触底的行为，都会招致中共的措施强硬的管制。事实上,中共在与知识分子的争论，可以形容为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这不是双赢的结果，双方都付出了一定代价。中共能够维持表面的平静，但是按压不住舆论场下的波涛汹涌，同时还要承受西方媒体的“指指点点”。知识分子或是异见人士则让渡了自身一定的利益，虽能持续进行口诛笔伐，却难以实质性的松动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
不得不说，虽然中共与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交流中存在着一些的不和谐声音，但是中共对知识分子群体秉持的是“统战思想”，即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习近平在8•19讲话中，提到“宣传思想部门要加强同知识分子的联系，多同他们交朋友，最大限度把他们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之后党媒曝出的习近平与贾大山的友情，侧面的烘托起习近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形象。官方借这段往事，或许是在呼吁当代知识分子能够像贾大山一样，放下清高走出书斋，加入到中国建设的统一战线中。
不过在牵涉到“大是大非”问题上，牵扯到政治原则问题上，中共的态度绝对是旗帜鲜明。习近平曾表示，对那些影响大、危害大的错误思想观点，要进行有力批驳，针砭要害、揭露本质，决不能让它们干扰人们思想、干扰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然而，这仅是高层表态中的一小部分，是又打又拉的一种举措，如果实际的政策执行者将“打”作为主基调，过多的干扰知识分子群体甚至是异见人士，那么官方强调三个自信就略显牵强了，毕竟自信的应有之意是对不同声音的包容。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