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夜，在绵绵阴雨中的南京六合化工园区，民营企业家、南京市六合区政协委员伍宏上吊自杀。2014年以来，中国大陆已有数十位国企高管“接受组织调查”或“被立案侦查”。这些落马的国企高管在领域上来说，既有能源领域、通信航空领域，也有铁路领域、医药领域，还有金融领域，在企业性质上来说，既有垄断企业，也有来自市场竞争的企业。这些久经沙场、饱尝冷暖的行业巨头和掌门人，究竟遭遇了什么样窘况，竟然选择自杀这样的极端行为？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在企业身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非常事件重压
铜陵有色原董事长韦江宏在6月24日突然死去。他选择在一个多云的夏日坠楼。坚硬的阶梯拐角直接导致了他的死亡，也带走了大部分秘密。
两天后，铜陵有色编发了铜陵市公安局发布的消息：“初步判断韦江宏系工作压力大、长期失眠、精神负担过重导致坠楼自杀身亡。”另有消息称，韦江宏已直接由“省里过问”，甚至中央纪委也有参与办案。
面对媒体，新近因工作原因辞任铜陵有色独立董事的刘银国，首先否认了经营、债务方面存在相关性的可能：“相比云南、江西同行，企业上半年盈利很不错，没有问题。”
“但环保这方面，几乎所有企业都有问题。”刘银国说。这也在安徽省环保厅今年一季度的监督性监测中得到了验证：铜陵有色两家下属企业因存在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量严重超标现象被挂牌督办、限期整改。“地方保护主义哪里都存在，污染问题很多地方政府都知道，不然也不会等到上级环保部门来查。”刘银国欲言又止，他认为，环保投入大、收效时间长，但政府考核机制却很严格，GDP方面也有较高要求，这让企业“难以交待”。
韦江宏的考核压力可能源自2007年。资料显示，当年节能减排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安徽省政府随即批准设置循环经济处，铜陵也成立了发展循环经济领导小组和专职机构。铜陵有色正是首批国家循环经济试点企业之一。
环保是保证GDP质量的重要环节，但因输掉环保攻坚战自杀的案例极为罕见。但长期研究企业家犯罪的陕西籍律师王荣利怀疑，环保这样的考核压力并不是压垮韦江宏的稻草，在他看来，一般的环保问题再怎么处理也是行政处理，而经济犯罪可能性更大。王荣利近年连续发布企业家犯罪案例报告，在他的研究中，很多国企干部“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进去”，所以选择了自杀。更多的困扰在于产品端的严重缺陷，特别是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如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总经理裘祖贻，曾经的企业救星，因为没有把握质量关，缩短了药剂灭菌时间，造成“欣弗”不良反应事件，竟致病81例，涉及10个省份，3例死亡。裘祖贻也因此走下神坛、引咎自杀。
因质量误判导致的悲剧也曾发生。2007年，利达玩具遭遇美泰公司96.7万
件塑胶玩具的召回事件，理由是“回收的这批玩具表漆含铅量超标，对儿童的脑部发展会造成很大影响”。公司副董事长张树鸿，在行业骂名和资金链压力下不堪重负，最终在厂房上吊自杀，虽然后来查出事故原因实为美方设计缺陷所致，但人死已不能复生。
经营苦不堪言
萦绕在国企高管乌纱帽之上的，是多重标准的考核与监管，其中一项就是经营业绩。但在刘银国看来，“目前的考核机制存在问题”，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考核的同时，应该对GDP贡献不足有所宽限。
从账单上看，相关企业的经营状况确实令人忧虑。
在自杀的9名国企高管中，超过半数面临着利润大幅下滑的危险信号，接近一半出现了严重的现金流问题，呈现出了一副“夕阳公司”的面貌--这样经营业绩可能让上级脸面上"挂不住"。
即使是刘银国口中“盈利能力较强”的铜陵有色，在负债率已达69.9%、利润率下降38.3%的情况下，其投资方面的现金流出仍处于高位，风险已经积聚。特别是其冶炼业、加工业所有子公司业绩下滑都很明显，共亏损25.21亿元。其中最严重者，是刚刚移交控制权的赤峰金健铜业有限公司，2013年共亏损12亿元，2012年负债率更高达84%。
华光股份董事、总经理贺旭亮在任时，华光有两个特点很致命，一是流动性负债占总资产比例高达68.3%，短期资金压力巨大；二是由于资金回笼难、材料贵，经营和投资现金流净额大幅减少。本就没有股份的贺旭亮在自杀之前，显然遭遇了强大的出局压力。
此外，山西民营上市公司金花集团副董事长徐凯任职期间，主要负责投融资等经营业务，并拥有金花集团第一大股东金花投资20%的股份。接近徐凯的一位内部人士曾披露，疾病、婚变和炒玉等导致徐凯走上了绝路。但就公司整体财务状况看，因经营不善导致的利润大幅下滑同样致命。金花集团2003、2004年利润均有较大下滑，其中三季度最严重，下滑86.9%，其财报中不乏巨额的银行质押贷款以及眼花缭乱的投资。实际上，从金花股份的股价也能发现，这几年也正是金花股份1998年来股价持续暴跌、滑入谷底的历史低值。多元投资败北
受困主营业务的经营压力，一些企业开始谋求新的增长极，甚至不惜抛弃“非熟不做”的商业信条。
2008年，全球经济还深陷金融危机泥潭，随着钢价走高，珠光集团浙江钢结构有限公司董事长卢立强却投入上亿元巨资，创建浙江昕昕游艇制造有限公司。这家企业的游艇既无销售记录，也与珠光集团的主营业务有较大差距，即使在2009年迎来了意大利某造船商的考察，但订单至死没有到来。
另一个案例同样发生在浙商圈。在涉足药业之前，浙江一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亚津曾是一名教师。他先是加入云山制药厂，后自己组建了一新制药厂，成功开发了多支国家级新药。2000年之后，公司开始涉足房地产、投资公司等领域，大量资金分流，制药主业科研经费投入捉襟见肘，公司效益开始走下坡路，逐渐被挤出了当地纳税前十名。2008年8月，据公司内部人士的分析，性格要强且内向的郑亚津不太能够接受企业负债累累的现状，还是选择了自杀。9月初，一新制药重新开工，董事长为何遂庆。
多元投资致死的案例还能追溯到2005年----新年第一天，一度拥有4家控股公司，4家关联公司，涉足电解铝、餐饮、制药、房地产、酒店、生物技术等众多行业的山西鑫龙集团董事长赵恩龙，终于不堪重负，从天台纵身跃下。
在今天，“做强主业”这句话已老生长谈，多元化战略也不失为一种分散风险的市场手段，但在当年的环境下，缺乏主业核心竞争优势和多业态专业管理能力的盲目扩张，的确是把企业和高管们推向火坑的核心因素。
负债积重难返
在公司账单之外，企业家以个人为中心的资本运作，更是岌岌可危。包头惠龙公司董事长金利斌、湘潭恒盾集团董事长王检忠等人的自杀悲剧显示，企业家白手创业十几年，“帝国”瞬间倾覆，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2004年开始，金利斌涉足民间借贷，依靠拆借来资金，于2007年成立了以上市为目标的福禾豆业，自此直到其资金链断裂、畏罪自杀的那一刻，表面上个人荣誉、商业广告、媒体报道应接不暇，其实当时公司负债率已高达421%。
而王检忠除了以公司名义向银行借贷2亿元外，还用自身人脉关系借到了超过3亿元的民间资本。就在他自杀两周前，他还想以“土地变性”方式缓解资金压力，但负债问题已经积重难返。2013年11月，恒盾集团总算获得了政府部门的批准，但也等来了董事长自杀的消息。一直以来，中谷糖业集团董事长庞贵雄更一直以“家长式”、“粗放型”的资金管理方式助推企业发展，一度把持着广东省15%的蔗糖市场，号称“广东糖王”。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账单之外的风险持续爆发。巨额债务压力之下，无法清偿的庞贵雄选择了自我了断。
“企业要生存下去，除了拥有持续盈利点的商业模式外，还需要好的团队和良性的融资，如果依靠借高利贷等不健康的融资方式发展，企业就会加速死亡。”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从事融资方面的人士表示，“而家企不分的做法，更会让企业家背负无限的债务责任。”
腐败问题缠身
反腐力度的逐渐加大是近年的一个突出特点，这让以往零星暴露的贪腐问题集中爆发。
从财务报表看，中铁当年虽处于负债5314亿元，负债率高达84.6%的风险压力之下，其净利和现金流竟然也持续快速增长，俨然一副成长型公司的架势，信心十足。作为公司第二把交椅的白中仁，此时突然身亡，如果不存在健康、精神方面的原因，腐败嫌疑极大。
而哈药集团副总经理、三精制药董事长刘占滨，航天控股工业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李国雷，在自杀前就已卷入腐败案件，并被相关部门谈话，其掩盖贪腐证据嫌疑明显。此外，辰能哈工大高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庆斌，在“高山案”事发之后，其突然死亡也让破案线索一度中断，辰能公司存于河松街中行约3.2亿元的资金也不翼而飞。
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共有6名国企高管自杀，占十年来总数一半以上，创历史新高。当然，作为输送利益的一方，民企亦没能独善其身。对此，王荣利表示：“民营企业家因为敢做，前期发展特别快。但到了40来岁企业做大以后，长期以来的思维方式可能已经不适用，如行贿、作假等等，一旦出现问题时，对心理打击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来21起高管自杀事件中，明显的行贿判定并不多见。但有调查显示，山西鑫龙集团的多位高层领导均来自公安、法院、银行等要害部门，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赵恩龙也失去了驻太原办事处主任的职务--这种失落感可能也对赵恩龙的死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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