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7月10日下午，因高调炫富一度在舆论风口浪尖跳舞的神秘人物郭美美因参与世界杯赌球被北京警方逮捕。恰在当天上午，香港演员张耀扬因吸毒也被北京警方查获。两事叠加，引起网络舆论一片沸腾。有网友调侃道，“《监狱风云》即将开拍，投资人：薛蛮子；编剧：宁财神；导演：张元；男一号：黄海波；女一号：郭美美；反派：张耀扬；主题歌：李代沫……北京监狱欢迎你！”
虽为调侃，但这种基于各种合法缘由对娱乐圈一大批人物的抓捕行动，似乎凸显执政者和相关部门的某种特定动向。如果再考虑到在此之前对网络舆论的整顿和建规立制，以及以东莞为突破口的全国范围内的扫黄行动，执政者已经有意或无意地将原本仅针对官场的整风运动扩展到党政军社会和文化领域。身处官场之外的普通民众或许也将直观感受到这场运动由官场整风到社会整风的转变。
可以发现，这些娱乐圈人物被抓事件大多发生在中国的政治高地北京。原因或许有两个：其一，北京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是文艺界各类明星的集中地，而人多了自然故事也多，各种八卦消息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光鲜背后难为人知的乱象；其二，北京的政治氛围极其敏感，有着更高的纯洁性要求，又需要为其他地区作出表率。地方执政者往往需要对北京的动向保持高度关注，对其一举一动保持敏感。因此，北京相关部门的此次行动，很有可能引发中国其他地区跟进效仿。
另一方面，北京打击非法行为又不会揭开太多黑幕，不然会对自身形象造成一定冲击。因此如果是一些相对比较剧烈的揭黑行动，则会选择在其他地方作为突破口。2010年北京涉黄场所“天上人间夜总会”被查堪称罕见。而在今年年初，央视突然曝光东莞色情服务业，随后掀起一场席卷全国的扫黄行动。
与这一动向有很强相似性的是中共于2013年上半年发起反宪政意识形态保卫战的同时发动的一场网络舆论整顿行动。在那次引起舆论强烈反弹的行动中，秦火火、薛蛮子分别因造谣和嫖娼被抓捕归案，司法机构出台了受到广泛质疑的诽谤信息转发500次可判刑的法规。
有观点认为，去年的那场网络舆论整顿与今年年初的东莞扫黄，以及此次对娱乐圈乱象的涤荡，其方向和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执政党对社会不良风气和现象的清理。而且与中共新领导层以“八项规定”为切入点的官场整风呈现共振。或许可以认为，执政党是将官场整风扩展到了军队，扩展到了思想意识形态，还扩展到了社会文化领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反腐其实也可以视为整风的一部分，只是因为情节更严重处理难度较大而被单独归类，重要性被置于整风之上。其实，执政者对社会的整顿在中国历史上早有先例。1934年至1949年民国时期国民党推出公民教育运动，即新生活运动。中共执政后也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两者都夹杂着较多的政治层面的因素。虽然此次社会整风的同时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着手，但同民国时期的新生活运动更为类似，两者都偏重于社会层面。
如果说当下的社会整风是一种“破”，中共在不久前对雷锋精神的提倡，对“弘扬正能量”的指示，尤其是隆重推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体现了执政者“立”的意愿。而且，这“富强、民主、文明、自由、公正、诚信”等12个名词也刻画出其此番社会整风的目标。但是，在官场和社会领域仍然是乱象杂陈，改革和反腐尚需合力的背景下，这种建设性工作很快陷入低潮。
作为中国的唯一领导者，中共自认为有领导和整顿社会的责任，而且也有足够的能力。客观地说，执政党在引导社会健康发展中的作用确实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同时也应该意识到，信息时代的人们比之以往拥有了更多的选择，也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性。执政党可以通过行政和法规在“破”方面有所建树，但是在思想意识层面的“建”则可能力所难及，最终沦为一种高投入少产出且招人厌烦的道德说教。也就是说，在社会价值体系重建过程中，执政党的作用主要还是柔性引导，而非硬性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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