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少数人煽动“反精英”和“仇智”
近日，《中国改革》杂志刊登了吴敬琏先生撰写的文章《中国发展新阶段面临的若干重大问题》，现节录其中关于论述“如何对待现代社会中等阶层及如何处理收入差别扩大问题”的内容，以飨网友。
如何对待现代社会中的中等阶层
如何对待在现代社会中崭露头角的中等阶层(西方统称为“middle class”，在中国，有时也译为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阶层)，对任何一个现代政党而言都是一个性命攸关的重大政治问题。
各国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以各类专业人员为主体的新中等阶层(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取代传统社会中的权贵阶层，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展，这种趋势在中国社会中也开始表现出来。包括技术人员、经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以及公共机构工作人员在内的专业人员的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大。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执政党必须依靠的基本社会力量。但是，一些顽固坚持“左”的错误思想的人继续把专业人员看作一种异己的力量，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或者“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对象。在1989--1992年的改革大辩论中，市场化改革的反对派甚至宣称，“中产阶级”是“最危险的异己阶级”，主张对他们采取限制和压制的政策。只是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对那些反改革的“理论家、政治家”的言行痛加批判以后，他们才有所收敛。不过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这种“左”的错误观点。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党政领导一再重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和发挥专业人员积极性的政策，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已经确定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正确方针，但在几次“左”倾思想回潮中，传统路线的支持者仍然利用一些人的民粹主义情绪蒙蔽“弱势群体”，挑拨他们与中等阶层之间的关系，煽动“反精英”和“仇智”。这种宣传鼓动，已经造成部分社会关系(例如医患关系)的紧张状态，严重损害了专业人员发挥聪明才智、服务社会和企业家群体艰苦创业、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对构建和谐社会形成威胁。对于这种社会动向，必须郑重对待。
如何处理收入差别扩大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党政领导针对“左”的路线下，分配的平均主义极大地损害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抑制了经济效率提高的严重情况，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我国在赤贫人口大幅减少和居民收入水平逐步提高的情况下适当拉开了收入差距。这种变化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但是，主要由于腐败和垄断等非市场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后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全体居民的基尼系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突破了0.4的公认警戒线。十六大根据这种形势，对我国的分配方针作了进一步的规定，提出要在“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同时，采取“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水平”的政策，以期更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公正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
可是近年来，由于预定进行的改革推进乏力，限制行政权力和打破垄断等有利于缩小贫富差别的措施没有到位，腐败活动有增无减，使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成为社会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
然而在最近几年的争论中，少数人极力散布他们对贫富差别过大的原因所做的歪曲解释，把大众对于腐败的义愤引向错误的方向。他们说，目前贫富差别悬殊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腐败和垄断，而在于市场化改革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他们以此蒙蔽和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转移视线，把大众“仇腐”的正当感情引向不分青红皂白地“仇富”的歧路。在政策取向上，也不是针对贪官污吏和“红顶商人”的非法收入，而是针对专业人员的合理报酬和企业家的合法利润；鼓吹对高层经理、教授、医生、高工等的工薪收入进行限制或课以重税。
面对这种平均主义歪曲，应当对近年来我国收入差别扩大的实际状况和根本原因作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同时，要采取应对措施有效地解决贫富差别过大的问题。分配政策更是影响深远，必须审慎地作出决断。
附评论：吴敬琏为何大搞“语言恐怖主义”？
经济学家做到这个份上，就有点政客的味道，也是不多见的。因为经济学家只能有两个选择，要么你是平民的，要么你是富人的，在平民和富人中间不可能存在第三种阶层的人群。吴敬琏大概是那头都不想得罪，于是就两头买好，白天在讲台上讨好老百姓，晚上酒桌上讨好富人。因此多年前就有人褒奖他是“专业精神与平民情怀”，话很模糊，既没说明何谓“专业精神”，也为讲明何谓“平民情怀”。
不过吴敬琏自己倒是讲的透彻，他时常就会引用一下契柯夫的话：“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每次读来就会想起传销行当的那句术语：“骗你是因为我爱你。”区别是传销行当从不提醒大家，而吴敬琏比较坦率，提醒大家要警惕。其实正因为他的坦率，反而麻痹了听众，正好比好色的老板，对一群漂亮的女职员说：“美眉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这样的话不但不招人烦，反而还招人喜欢，因为“我骗你是因为我爱你。”哪个美女听了会不喜欢阿。甭管他是逢场作戏，还是假戏真唱，退一步说，就算他贼心贼胆兼而有之，白天姓蒋晚上姓汪，哪个女子又能逃出“为悦己者容”的魔咒。
女人如斯，男人也同样如斯。而吴敬琏恰恰就掌握了人性的这个致命弱点，所以老百姓尽管一次次被他欺骗，却依然痴情不减，不但把他看成经济学家的“良心”，甚至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大救星，因为在大家眼里，他就跟高小勇眼中的一样：“贞洁旗帜孤独飘”。“孤独飘”可能不假，尤其是今天的吴敬琏，真有点爷爷不亲舅舅不爱的味道了。但至于“贞洁”就可能夸张了，至今尚没有足够证据显示吴敬琏的贞洁，尽管也没有发现他有太多的问题，可是，哪个名人在发案之前不都如此呢，比如厉以宁，家族暴富，但在史实明的帖子出来之前，谁不认为厉以宁贞洁得就像一瓶纯净水啊。更休提在茅于轼的“新富平基金”中，就有吴敬琏的股份。
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随着大家以善良的动机揣测吴敬琏。因为在今天的中国，“白天姓蒋晚上姓汪”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城头变换大王旗，谁知道那一会儿又换人了。比如像金人庆先生，头几天还红得发紫，但一转眼就暗淡无光了。这样的社情，无疑在客观上提供了培养冯道的土壤。所以，我们也得理解吴敬琏的苦衷，比如他忽而赞成奥肯的《平等与效率》，忽而又反对“机会平等”；忽而反对腐败，忽而又强烈呼吁刀下留人；忽而反对简政放权，忽而又说要全面市场化。总之，自84年吴敬琏从耶鲁大学回来，他基本上就是两头忙乎，这或许就是传说中的中庸之道吧。但别人都用不好，惟有吴敬琏深得其法，活学活用，用足用活。
吴敬琏的批评方式也是极特殊的，他不象通常的批评那样，先把事情条理化了，然后逐一剖析：谁好在哪，谁又坏在哪。吴敬琏喜欢一勺烩，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就一锅乱沌了，比如他说：“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他们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打着弥补市场缺陷的口号，大众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下手够狠，就这么玩也似的几句话，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极端对立的群体就结成了“反市场体制上的联盟。”恐怕全世界的人都会目瞪口呆，也没有第二个人敢这么大胆的设想，大概这就是“吴市场”的理论基础吧。
近日吴敬琏又发明了一个新的词汇----仇智，顾名思义，该是“仇恨智者”的意思吧。不知吴敬琏所谓的“智者”是个什么水平的？反正要照我看，目前的中国真称得上“智者”的都在民间藏着，所谓的“精英”不过是些鄙俗的蠢货罢了，正如毛泽东老人家说的那样：“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事实上也是这样，比如林彪自诩聪明绝顶，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结果死得很惨。比如眼巴前的，药监局曹文庄自认聪明绝顶，天下无双，所以他敢跟中纪委叫板，说：你们要是能把我查出来，中国就没有清官了。再比如胡星，被谈话后居然还能成功出逃，结果又自投罗网。显然，吴敬琏的“仇智”一词有待磋商，或者叫“仇愚”更准确。因为真正聪明的脑瓜，就算干了天大的坏事，你也查不着哉；就算查着了，你也查不了哉；就算查得了，你也办不了哉。
吴敬琏有一个观点是正确的：“仇腐”不等于“仇富”，但在他解释的时候又出现了问题，说得危言耸听，大搞语言恐怖主义，“在几次‘左’倾思想回潮中，传统路线的支持者仍然利用一些人的民粹主义情绪蒙蔽‘弱势群体’，挑拨他们与中等阶层之间的关系，煽动‘反精英’和‘“仇智’。这种宣传鼓动，已经造成部分社会关系(例如医患关系)的紧张状态，严重损害了专业人员发挥聪明才智、服务社会和企业家群体艰苦创业、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对构建和谐社会形成威胁。对于这种社会动向，必须郑重对待。”竟跟不久前茅于轼鼓吹在网上“平暴”的语言那么相似，莫非跟茅于轼合股做生意就连语言也受了影响不成，只是他自己却没有意识到，就在他指责别人“左倾思想回潮”的同时，他实际上已经在运用文革思维了。也难怪高小勇说吴先生道德可嘉，但学问平平。
和高小勇一样，尽管我也欣赏吴敬琏干净人生、心忧天下的肝胆，但对他的一些观念和观点并不以为然。比如他“效率优先，兼顾平等”的观点，几乎就是印度鼓吹多生孩子的逻辑，先要效率，然后再考虑平等问题，似此种逻辑，印度人一千年也不可能收获平等。不知道吴敬琏先生去没去过印度，如果去过，面对孟买高楼大厦与棚户区“交相辉映”的景象，可是有过感慨？据说印度还是个很讲平等的国家呢。而就在不久前，一个印度富人盖起了一座60层高的别墅，下面不远处就是贫民窟。且不说“仇富”对与错的问题，单就这个严酷的社会现实，想让穷人不“仇富”可能吗。“仇富”一方面是主观原因，但更大的原因是客观原因，就好比“不见鬼子不拉弦”，假如日本人不来中国，地雷能炸着他们了吗，还长了膀了呢。但愿吴敬琏先生从今后不但是道德可嘉的长者，最好也能成为一个学问可嘉的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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