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文革前在各方面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并不是说他们两人的意见一直是一致的，而是有时自己的主张与毛泽东发生冲突时就会放弃自己的想法，但为何在七千人大会上却与毛泽东对着干？共识网上的胡鹏池文章《为什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胆子大？》讲述刘少奇公开叫板毛泽东的台前幕后。全文如下：
刘少奇与毛泽东
总的说来，在建国以后的政治经济工作中，刘少奇同志确实经常有一些自己的主张，其中有一些确实也是比毛泽东正确的主张。但是，大凡与毛泽东的主张发生冲突时，刘少奇都会很快地放弃自己的主张，唯毛泽东的主张是从了。
唯独在《七千人大会》上是一个例外，刘少奇在会上会后一再对抗毛泽东的主张，说了很多令毛泽东不高兴的话。如：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个问题，现在不讲，将来要讲；活着不讲，死后要讲”；
“人相食，你我是要上书的”。
要知道，毛虽然“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但他毕竟是肉身凡胎之人，即便是和尚，仍然是一具行走于人间的“孤僧”，总还有可畏惧之处。即使是在长久的战争环境及党内斗争的环境中，早就炼就了不世武功，炼成了金刚不败、百毒不浸，毕竟仍然有“软肋”，仍然有“命门”。毛畏惧什么呢？他的“软肋”、“命门”又是什么呢？
笔者以为就是“历史”，也就是地狱之门。“无法无天”，可以“无法”，也可以“无天”，却不能“无地”。
“地”就是身后之事，就是历史的评价。
刘少奇的这些话虽然击中命门，却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埋下了种因。人们不仅要问：《七千人大会》上的刘少奇为什么一反常态，他哪来的那个胆？
本文旨在回答这个“为什么？”
1962年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史称的“七千人大会”有两个主角：毛泽东与刘少奇，还有一个“第三人”：林彪。“第三人”是一个法律专用名词，用在这里颇合适。
刘少奇当然不是先知先觉者，而且他一贯唯毛泽东的马首为瞻。对于“大跃进”，刘少奇是拥护的，似乎也不是“违心”的拥护，而是想通了的那种“拥护”。毛泽东视察徐水，前脚刚走，他后脚就去了；庐山整彭德怀，他也是相当积极的“积极分子”；“信阳事件”也是由刘少奇负责处理的------
所有这些历史上重大的左倾事件，刘的立场与观点与毛并没有什么不同。
刘与毛的最大的不同，也是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毛是原创者，刘是胁从者与执行者。所有这些“祸国殃民”的臭玩意儿都是毛发明的。半年之前的刘还在支持周恩来的“反冒进”，所以说对于“大跃进”，刘既缺少那个思想基础，也没有那个地位去充当发明者。但作为毛“大跃进”的拥护者及执行者，刘是既有那个思想基础，也有那个理论水平，还有那个政治地位的。
大跃进，刘少奇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执行者，甚至也是一个“推手”。“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刘也有不可推卸、不可逃脱的责任。
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查一查刘在这期间的言行就行了。
在大跃进的这几年，除了“毛主席走遍神州大地”外，刘主席也是走遍神州大地的，处处留下他的足迹，也处处留下他的话语。
如：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在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刘即说：
“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徐水的那个叫张国忠的县委书记告诉他，现在有些地方密植，一亩地下的小麦种子达到700至1000斤。听了这样的高烧胡话，刘将信将疑，虽然没有表扬，可也没有批评，更没有制止。
又如、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刘居然说：
“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再如，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武昌会议上说：“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在另一场合，还说：「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足够吃了。“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也说：“这样再过8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闲。”
可见在那个岁月里，“伟大领袖”脑子烧糊了，“少奇同志”脑子也同样被烧糊了。
从人物性格上分析，刘少奇虽然是跟着毛左做左事，有时却经常表现比毛泽东还要左。但是由于“大跃进”毕竟不是刘的原创，所以他转弯起来也比较快。
杨的访谈中举了这样一个小例子。早在59年国庆节的天安门城楼上，刘少奇和邓子恢上厕所的时候，刘少奇对邓子恢说：没想到人民公社对生产力的破坏力这么大。这说明刘少奇对人民公社的看法也是由来已久的。
但是，笔者认为刘少奇思想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61年4月下乡后。
1961年1月14日-18日，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议总结中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实事求是年。
毛搞“调查研究”也是以身作则的，他将身边的秘书悉数派了下农村，他在上面听汇报，做总结。
刘当然不能落后。广州会议后，刘从4月2日至5月15日在湖南省进行农村调查。
刘的权威毕竟非毛能比，他没有那么多的秘书好派，只好亲自下乡，带了老婆王光美、机要秘书刘振德，一行三人，轻车简从，一杆子扎到底，一下就下了44天。
刘是当年的七常委中，潜得最深、最基层、时间最长的唯一人。笔者认为：这44天的下乡调查是刘少奇后半生甚至是一生中最绚丽的篇章。
这期间发生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在讲这些故事前，先将笔者花了颇多时间整理的刘少奇下乡44天的日程表拿出来与各位分享。
1961年刘少奇“湖南农村调查”日程表
1、4月1日：从广州到长沙后，召集工作组开会，硏究调查内容和方法，确定与地方合起来组成工作队，刘说：下去以后你们不要再叫我主席、首长或少奇同志，只叫我刘队长。
2、4月2日上午：听取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汇报。
下午3时左右，从袁家岭中共湖南省委招待所出发，座驾为一辆草绿色的苏制嘎斯69吉普车。
原计划第一站是老家宁乡。
3、4月2日：临时改变计划，在离炭子冲16华里的王家湾住下来。
这是因为听说附近有一处号称万头猪场的院落，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下车察看里面没几头猪。为了弄清情况，他临时决定在猪场的饲料房里住下来。
刘少奇在王家湾万头猪场的保管室里住了六天六夜，走访农民，听取汇报，查看生产。
4、4月8日午后：刘少奇告别王家湾，赴韶山。
途经老家，没有下车，让汽车在老家门前绕了一圈，然后朝韶山开去。
当晚住在韶山。
5、4月9日上午：在韶山听取胡乔木汇报，
下午去长沙。
6、4月11日：毛泽东也从广州来到长沙，下榻在省委院内的蓉园1号楼。
当晚，刘到毛的住处汇报了他到宁乡、湘潭农村了解的初步情况。
7、4月12日：为了进一步了解真实情况，刘少奇决定选择一个比较典型的生产大队进行调查。经湖南省委的推荐，选择了全省红旗单位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天华大队自合作化以来一直是湖南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一面红旗。在1961年第４期的《中国妇女》杂志上，还登载了一篇专题介绍天华大队和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先进事迹的文章。其中说：“由于以彭梅秀为首的党总支委员会认真贯彻了党的政策，领导群众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天华大队由穷走上了富裕。”“今年过春节时，食堂都杀了猪，有的食堂还杀了羊，杀了鸡，网了鱼；此外有白糖、饼干、白酒、海带、云耳、粉丝等副食品１３种，每人都有一份。”“过年固然热闹，平日生活也不错，每个食堂，栏有猪，塘有鱼，蔬菜满园。社员家里还喂有鸡鸭，自留地里种有零星作物。余钱剩米，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在这个山窝里已成为现实。”
在刘少奇来之前，胡乔木曾率一个中央调查组，已经在这里调查了一、两个月的时间。
4月12日到30日：刘在天华蹲点调查18天，和干部群众座谈15次。座谈会记录175页，共10多万字！
8、4月12日：下午五点左右，到达天华大队，住在大队部办公的地方王家塘生产队两间低矮潮湿的土砖青瓦平房里。
9、4月13日：召集天华大队干部开座谈会，亲自主持会议，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及其他干部共11人参加。
刘讲完话后，彭梅秀第一个发言，于是下面的发言全与他们的彭书记雷同。
10、4月14日：上午，听取了中央调查组的汇报。
下午，主持召开了生产队干部座谈会。
11、4月15日：刘决定不用社队干部陪同，带秘书径直到王家塘对面的施家冲生产队考察。
上午，察看了施家冲食堂。
下午，他又邀请了施家冲的8名社员座谈，老中青、妇女各两人。他们都是赤着脚来到大队部开会。
刘给男社员每人递一根“大前门”烟，王光美给每一位社员倒上一杯茶。
为了不因座谈影响生产队生产，刘令中央调查组的十几个人帮这些社员搞了两个半天的劳动。
座谈会后，刘又仔细考察了天华大队的生产生活情况，继续走家串户，进行个别访问，先后走访了几十户社员家庭。12、4月17日：天华大队召开党总支会议，刘出席会议并讲话，主要谈食堂问题。
13、4月18日：刘约见天华大队原党总支副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下台干部段树成谈话，了解情况。此举引起彭梅秀公开不满。
14、4月19日：听取了中央调查组对天华大队有关情况的汇报。
随后几天，多次听取中央调查组汇报，并就食堂等问题交换意见。
15、4月22日：听取中央调查组的汇报时，在关于农村食堂问题上建议天华大队党总支，由群众自愿选择退留。不久，天华大队的十几个食堂陆续解散。
16、4月26日，回长沙接见外宾
17、4月27日，中央调查组就天华大队房屋情况和处理意见写了一份报告。
刘少奇对这个方案很重视，致信张平化。接到刘指示的当天，湖南省委将此信和中央调查组的报告转发全省。
18、4月30日、在天华的调查就要告一段落。
上午、召集中央调查组开会安排下一步工作；告诉调查组要自始至终贯彻群众路线，去掉恩赐观点。
下午、在省、市、县委工作队全体干部会议上讲话，着重谈了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和实行群众路线问题。
当晚、又召集天华大队部分干部谈话。希望他们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共同把天华大队搞好。他嘱咐大队干部和群众，“一定要把天华大队建设成为真正的红旗大队”。
随后，乘车离开天华。
19、5月1日，刘少奇在在长沙庆祝了五一劳动节。
并在长沙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等人谈话。他说：《人民日报》应该好好总结一下三年来办报的经验。
20、5月3日：傍晚，回到22岁前离开的老家宁乡县花明楼镇炭子冲村。他没有住公社事先准备好的房子，而是一头住进了自己家的老房子。
回老家是他调研的最后一站。21、5月4日：他请来小时候的朋友黄端生，叙旧聊新。刘在大门口迎接，王光美扶着得了浮肿病的黄端生进来。黄端生把全村患浮肿病的人一一数出，而且断定，干部“五风”是根本病因。
22、5月5日：晚上，刘约小时候的放牛伙伴李桂生聊家常。
后来他又找了原党支部书记王升平，了解他对食堂的看法，结论是：农村公共食堂再办下去会人死路绝。
刘还亲自探望了很多浮肿病人，
23、5月7日上午：刘到田间地头和乡亲们拉家常。
下午，召集炭子冲的干部、社员代表在旧居的横堂屋里召开座谈会，向父老乡亲道歉。
24、5月8日：刘来到赵家冲，看望大姐刘绍德。发现家里的坛子有盐无油。
姐姐对他说：“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总要给人家饭吃呀！”
外甥女鲁新秀告诉刘说：“舅舅，我们所在的那个食堂，这两个月就死了11人，我父亲就是因为吃糠粑粑拉屎不出来憋死了的。”
接着，刘就在鲁新秀的带领下，看望了几家农民，掀开他们的盐罐、米坛，看看锅里都烧的什么饭。
25、5月9日：下午，刘和夫人王光美，在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强和当地领导的陪同下，视察了当时全国最大的大型土坝工程之一的黄材水库。
26、5月10日至12日：刘少奇在宁乡县城住了三天，查处几起冤案和老百姓给中央写信为什么被多次扣压的问题，解决供销社干部和工作人员搞特殊化的问题。
27、5月15日，刘少奇结束了长达44天的湖南调查，离开长沙回北京，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
刘少奇农村调查的故事
1、轻车简从
头天电话通知湖南省委，第二天刘少奇就到了长沙。湖南省委讨论接待工作，具体安排如下：
1）.由省委书记李瑞山为总队长，组成省委工作队陪同刘少奇下乡。
2）.调配车辆：省委安排一辆那时档次最高的苏制吉姆轿车，另有数辆小车供随行人员使用。
3）.伙食：专门从宾馆抽调一位技艺高超的名厨主理。
4）.生活用具：另派一辆卡车装着席梦思、沙发、办公桌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人到哪，家具和生活用具就带到哪。按国家主席的身份，这些安排实在都不过分，况刘已63岁，且有严重的双肩肩周炎。
刘少奇一概予以谢绝。刘说：“如果按你们那样安排，怎么去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呢？眼下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还穷讲究，摆阔气，高高在上，群众心里会怎么想？哪个还敢向我们讲真话啊！如果见不到群众，我们不成了瞎子吗？”
随行人员要到县上去“打前站”或给县委打电话“打招呼”，也被制止了。刘说：“你们不要帮倒忙。你这里虚张声势，他那里就会弄虚作假！调查，就要尽可能地把情况搞清楚。好，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坏，又坏到什么地步。关键是不要轻信，不要盲从，一定要了解和掌握真实的情况。要有具体办法使人不说假话。”“这次是来蹲点搞调查，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眼下不是讲排场的时候，我下乡蹲点调查，不要影响省委的日常工作，你们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李瑞山同志也不要陪同了。更不要什么席梦思、大沙发，那样会闹大笑话。”“这次调查，先秘密，后公开，先找人个别谈话，后开各种小型座谈会，深入民间，深入实际，既是私访，又是公访。”还说：“回家乡调查是个好办法，可以了解好多真实情况。住在老百姓家里，他们有什么话都会跟你说，给你反映你想了解都了解不到的情况。”
2、国家主席与夫人在猪场住了六天六夜
刘到宁乡县农村调查时，在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养猪场的饲料保管室里住了六天六夜，睡的是饲养员用过的木板床。工作人员铺床时竟一时找不到铺床的稻草。渔米之乡的湖南连找几捧稻草都费劲。
刘白天下乡，晚上在蜡烛照明下办公，
回到县城，也是住在县委会议室，睡的是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就是不住县委招待所。
后来到长沙县天华大队调查时，住在大队部办公地方的王家塘。这里有两间大屋，年久失修，破旧不堪，泥墙块块剥落，屋内阴暗潮湿。干部们觉得让国家主席住这样的地方，十分不安，刘却说：“这比延安时期好多了，恐怕现在多数农民还没有这种房子住呢！”就是不住附近的只有20分钟车程的省委宾馆。
睡的是用两张长条凳架着两块门板拼接起来的“床”，他还吃木薯，尝代用粮，有一次还差点中了毒。
3、母猪不怀崽，妇女不怀孕
据后人回忆，当时刘到这个王家湾“万头猪场”时，这里只有两头猪。刘随后在这个名不副实的万头猪场里，召开了下乡后的第一次座谈会。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里的干部对社员们还没有来得及布置说瞎话，所以一捞家常，那些老农民们什么话都说了。说起“万头猪场”没有猪，老乡们说人吃不饱了，那有粮食去喂猪；猪都吃不饱，也就不怀崽了。那个妇女也一样，就是两个乳房都瘪了。
“母猪不怀崽，妇女不怀孕”！成为困难时期的生动描述。
4、挖野菜的妇女说起瞎话来训练有素
当时的中国农村，到处都是吃不饱的农民，到处都是说瞎话的干部。
权力的力量实在太伟大，说瞎话的干部不仅有力量不让吃不饱的农民外出逃荒，甚至还能训练农民与他们一起编排瞎话。
有一次，刘少奇看到几个面黄肌瘦的妇女儿童，正在地里挖野菜。
于是问一位少妇：“家里还有粮食吃吗？”
少妇回答：“有，粮食多得吃不完。”
又问：“为什么还挖野菜吃？”
答：“换换口味。”她训练有素、撒谎老练、面不改色。
一个大字不识几箩筐的农村妇女竟被训练到如此程度，可见基层干部们弄虚作假、装神弄鬼的本领该多大？
5、拨开小孩子拉的粪，看里面有没有粮食？
刘到天华大队后的一天早晨，到住的地方后面的山坡上到处转一转，看见有一堆粪。刘找了一根树棍子将粪挑了开来看了一阵，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这堆粪，是小孩子的。一般大人总将吃的东西，都让小孩子吃。在粮食够吃的时候，就可以从粪里看到粮食，比如老玉米啊什么的吃了的话，它可以从大便里看得到。结果一点都没有，就是几根粗纤维，所以晓得这个里边，粮食很缺。
笔者感叹：人的嘴有说假话的功能，所好人的屁眼还不具备这种功能啊！
6、到天华大队后开的第一次干部会，听不到一句实话
刘少奇湖南农村调查的重点是长沙县的天华大队，他在天华一共呆了18天。
这里是当时湖南全省最先进、最好的地方，由省委和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办的点。大队总支书记彭梅秀，全国“三八红旗手”，1961年第4期的《中国妇女》杂志刚刚登了一篇介绍彭梅秀及天华大队的文章，吹嘘这里的农民已经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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