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英国国王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国，急欲打开与中国贸易的大门，但他们的要求遭到乾隆皇帝的拒绝。1816年，英王再次派阿美士德来华商谈贸易，不被待见后只好怏怏踏上归途。阿美士德在回国途中经过圣赫勒拿岛，拜访了在滑铁卢惨败后被监禁在那里的拿破仑。听闻过阿美士德在华的经历，拿破仑发出了被后人一再重提的“醒狮论”。“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开始你们可能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军事和商业设施，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他们会建造船只，用火炮把自己装备起来……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眠中的狮子。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在它的脸上叫几声。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
站在甲午战争12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拿破仑的“狮子论”着实一语成谶，兼具远见和卓识。120年前，清军“水陆交绥，战无一胜”后，被迫屈膝求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后，日本展开了疯狂的扩张，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120年后的今天，如拿破仑所言，中国这只沉睡的狮子被惊醒，世界开始为之震动。但拨开历史的迷雾，以及当下如潮鲜花和如雷掌声，中国第五代领导集体应该从甲午战争中吸取什么教训？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前提在于，如何为鉴？
在居庙堂之高的执政者看来，甲午战败120年后的今天，中国只需要知耻而后勇，所以主流舆论场不出意外地在这一天被情绪饱和程度不一的口号所倾覆。央视新闻官方微博喊着“居安思危，振兴中华”；《人民日报》法人微博送来异曲同工的“勿忘国耻，吾辈自强”；《解放军报》洋洋洒洒评论文章设题“这种痛，中国军人如鲠在喉”……京城都市报《京华时报》应时应景推出的《甲午战争120年习近平两提甲午》，获得了门户网站推至头条的优待：第一次是在2月18日会见连战时，“今年是甲午年。120年前的甲午，中华民族国力孱弱，导致台湾被外族侵占。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为惨痛的一页，给两岸同胞留下了剜心之痛。”第二次是在6月9日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今年是甲午年。甲午，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具有特殊的含义，在我国近代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含义。”
习近平所谓“极为惨痛的一页”、“剜心之痛”，在于清军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以及紧随其后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而第二次谈及甲午时的“特殊含义”，更多地照进了当下的中国现实。后一点，也是当下舆论场域辨论的焦点所在：甲午战争中国何以惨败？如果再战中国能否取胜？可以说，辨论基本上是就战争论战争，对甲午之战带来的世界格局特别是东亚格局的变化，以及在地缘政治学上的影响谈及甚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由“腐”字说开去，因为国运殇失、战场溃败、民族危难的背后，都有清朝晚期陈腐、贪腐、腐朽的深刻烙印。陈腐的思维，何以御强邻入侵；贪腐的堕落，终致堤溃蚁穴；腐朽的无望，更加激活了列强贪婪的胃口。同样作为官方喉舌的《学习时报》，则将败因归于既得利益者心态，最终导致改革的不彻底。以此为切入点，作者在文末也留下了一个长长的尾巴：跳出定远和镇远究竟有几颗爆破弹的技术争拗，应该依靠什么样的人来搞改革，可能才是甲午历史留下的最大启示。如果说《人民日报》和《学习时报》还试图回答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那么《环球时报》则是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汲取甲午战争教训不是件容易的事，当下的中国和日本该如之何？所以不容易，在于两国做的都不太好。中国此后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和社会动荡，国家发展才慢慢上路。日本因甲午战争的胜利极度膨胀，对外扩张一发而不可收，终于在二次大战后期遭到世界大国的联合打击，回归了一个岛国的原形。
时下的日本如之何鞭长莫及，胡锡进却不吝给中国如之何指出一条大道。一方面，中国必须推进、完成已持续三十多年的改革，大大提高克服社会各种痼疾的效率；另一方面，需要战胜腐败，建立社会公平与效率的稳定关系，让历代革命者都加倍推崇的民主在这个国家真正落地生根。如此看来，《环球时报》之论更像是前两者的加强版，虽则形式不一，但兜了一圈后复又回到了改革和腐败的轨道上去。
在体制庇佑下风生水起的“澎湃新闻”，提早一天就推出了甲午社论《甲午之战与历史观》。与日本而言，岛民善冒险，总是搞突然袭击。凭借冒险和偷袭，日本赢得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滥用这种力量，在最后一场战争中则遭到惨败。套用韩国学者李御宁之论，“袭击珍珠港的念头，来自刹那间一击取胜的剑道和相扑，但那场地太大了。每当把盆景树木要移植到广阔的平原时，日本总是犯大错误。”与中国而言，历史写作的动机可以是存真，可以是资政，也可以是评价现实，甚至为现实需求提供历史注脚。卓越的史家需要平衡这些不同的动机，力求使解释符合史料的逻辑。但相反的诱惑始终存在。包括历史循环论在内，很多历史观念屈从于把现实比喻为历史的重演。
说到甲午战争，不得不提及李鸿章；说到历史观，同样不得不提及李鸿章。第一个提及，在于翻开这段历史，李鸿章的身影隔着久远的年代依然鲜明凸显，中日甲午战争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称作是日本以举国之力与李鸿章这个满清封疆大吏之间的战争。学者苏琦在《李鸿章一个人的甲午战争》中解剖了造成这种格局的原因----前现代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太低，周转速度太慢，战争往往已进入尾声，他省协饷的军费银两及援军还在路上，实在难以“举国之力”打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第二个提及，还得从官方媒体合力掀起的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热潮说起。因为在官方口径中，慈禧、袁世凯、曾国藩、李鸿章等均是负面典型，是断然不能用诸如“政治智慧”、“懂策略”、“爱国”、“有责任”、“有担当”这些溢美之词修饰的。管中窥豹，如何写作李鸿章确可作为审视中国当下历史观的一个窗口。因为历史写作的动机，更多的是为现实需求提供历史注脚，而非单纯地存真。若论何人知李鸿章？恐怕非国学大师梁启超莫属。两人虽然政治上不是同路人，梁启超在其《李鸿章传》的“著者自记”中也承认，“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但是“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不过，预见性之外，梁启超摆脱时代局限和个人成见对李鸿章毁誉人生的论述，甚是难得----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
“可谓非常人矣”，在惯于脸谱化的年代里如是盖棺一个官方口径中的“罪人”，大抵是需要胸襟和勇气的。甲午120周年，历史需要一些真相，比如日本可用军费远超地大物博的大清、借外债打仗的是大清而不是日本、以众击寡的是日军而非清军、大清所谓雄狮百万可用者不超三万、大清武器其实比日军先进……其中的一些真相，屡屡被当做解释中国何以战败的托词和借口。同样地，甲午120周年，中国的历史观需要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与甲午战争捆绑在一起的李鸿章，以及无数被官方话语体系钉死在耻辱柱上的历史“罪人”，都需要走出单向度且片面呈现的认识误区。通则不痛。惟其如此，下一步破除改革藩篱，实现强军梦，以及解决各种“腐”，才能最大限度地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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