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北边， 有一个中国味极浓的城市。在经历10年沉寂之后， 随着中国在2000年启动 “东北振兴计划”， 朝鲜特别经济区发展， 明确转换为新模式—依附他国企业共同开发。缺乏中国支援的罗先和黄金坪经济区， 至今仍然只有孤独的钢筋和铁丝网悄然伫立。
尽管金日成、 金正日、 金正恩三代朝鲜领导人均在为此努力， 但罗先被设立为自贸区至今23年中经济几无起色。 从去年开始， 朝鲜猛增19个特别经济区， 不仅是数量增加，更在功能上
朝鲜改革开放23年。资料图
朝鲜北边， 有一个中国味极浓的城市。 菜单几乎都标上中文， 生产的商品被打上“中国制造” 标签， 街上的车好多是中国牌照， 连路边行人嘴里咕哝的都是中文。 这里， 便是朝鲜在1991年第一个对外开放的自由经济贸易区—罗先。
尽管金日成、 金正日、 金正恩三代朝鲜领导人均在为此努力， 但罗先被设立为自贸区至今23年中经济几无起色。 从去年开始， 朝鲜猛增19个特别经济区， 不仅是数量增加，更在功能上将其进行区分。 这些措施， 或许能缓解朝鲜经济“改革” 所面临的困境。
失控倒逼改革
朝鲜国家经济开发10年战略计划1991年， 朝鲜将罗先设为自由经济贸易区， 迈出了经济改革的第一步。 学界观点普遍认为， 开放罗先与当年东欧剧变的国际环境和朝鲜国内困难局势有关。 开放， 实为必然之举。
在《金日成选集》 中， 也可找到朝鲜必须进行经济改革的原因—根本“无法实行” 国家计划经济。
“每年捕鱼数量据说是数十万吨， 但能到人民手上的却极少……没有及时加工的鱼全部腐烂了。”（1968年6月）“现在关于经济的统计都不正确。 设备统计的数据也不对。”（1974年7月）“渔业部无法给出详细的计划……钢管和钢材也缺乏BBC”（1976年11月） 从《金日成选集》 摘录的20世纪60至70年代的语句中不难发现，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朝鲜， 不要说实行国家控制的计划经济， 连计划经济所必需的数据都无法保障。
金日成自己也意识到这一问题， 在1982年12月说道：“由于根本没有基础数据， 国家计划委员会很难作出调整。 只能调高计划数字， 却无法以此作为指示依据。”
除开《金日成选集》， 朝鲜文献中常出现的都是诸如“自力更生”、“利用地方资源” 等希望各工厂、 企业、 机关等单位自行解决生产等问题的词句。
生产统计不精确， 导致消费分配计划不合理。单体生产与整体分配之间， 极易形成数字落差。 恶化的后果， 将使中央政府无法进行整体计划调控，这对社会主义国家朝鲜来讲非常危险。另外， 朝鲜在20世纪90年代所面临的粮食短缺危机， 让人均口粮降到540克。 这个数字再按不同阶层供应之后， 平民温饱状况堪忧。 而对比中国解体人民公社、 允许私人租用土地等解决农业生产问题的措施， 朝鲜土地政策几无改变， 粮食问题也就无法得到根本解决。
1990年前， 朝鲜从苏联拿到大量能源、 物资、 资金援助， 就算国内存在问题还能勉强维持。 但东欧剧变之后， 朝鲜面临援助被切断的窘境。 存续已久的经济危机如果不能解决， 将对政府合法性造成巨大冲击， 这是任何当政者都不能允许的。
因此， 朝鲜选在1991年的当口尝试走出第一步， 开放自贸区， 是一种不得不为之举。 之后的23年， 朝鲜相继设立鸭绿江经济开发区、 新坪旅游开发区、 满浦经济开发区等19个经济开发区。
朝鲜改革依赖他国
多国合作项目汇总朝鲜—俄罗斯经济合作项目、 中朝联合开发、 朝韩开城工业园……朝鲜所有的经济自贸区， 几乎都被合资项目垄断。 其经济改革模式， 对他国的依赖性过强。
朝鲜所面临的粮食、 能源与资金问题， 注定其在经济改革的初期只能依靠外力。 首先， 粮食短缺限制了朝鲜的人口增长， 致使劳动力资源无法得到保障。 其次， 能源依赖他国严重制衡其工业发展速度。 朝鲜的石油几乎完全从中国、 俄罗斯和中东进口， 火力发电受煤炭产量影响波动较大， 水力发电则能力小、 技术差、 设备旧。 再加上， 朝鲜从20世纪70年代起， 便被国际金融机构认定为“信用不良国”。 这使得朝鲜经济改革所需要的大量资金， 无法从国际贷款渠道获得。
但朝鲜在尝试经济改革初期， 并未清晰意识到所处困局。 也曾经尝试通过“一般化” 开放， 吸引外国资金。1991年设立的罗先自贸区与2002年被划立的新义州特区， 便是典型案例。 罗先自贸区覆盖的罗津与先锋位于中俄边境， 本属良好贸易物流通路。 而新义州以大鸡岛14公里的堤防、 8800公顷的耕地为基础， 是典型的农业发展区域。 但朝鲜复杂的政治情势与多变的经济政策， 加之基建通讯等必要项目的缺失， 使得国际投资商望而却步， 几无发展。
在经历10年沉寂之后， 随着中国在2000年启动“东北振兴计划”， 朝鲜特别经济区发展， 明确转换为新模式—依附他国企业共同开发。 这一点， 从朝鲜特别经济区目前的项目构成上就能看出。
首先， 基建项目全部依靠外国。 诸如朝鲜半岛纵断铁路、 珲春—先锋高速路桥、 朝鲜8大贸易港建设， 甚至顺安机场与罗先、 清津等地的地方机场建设， 合作方全部为中国、 韩国与俄罗斯。 能源项目方面， 具备提炼原油能力的先锋胜利化学厂， 也是俄罗斯与朝鲜主导共建。 电力线路修建， 则是由日本与韩国共同支持。
其次， 从过往经验来看， 朝鲜所有的特别经济区都存在重要问题： 一旦外国企业撤资， 马上陷入瘫痪状态。“罗先复兴失败” 常被用于举例证明， 朝鲜经济特区对中国依赖过于严重。 罗先特区在设立10年以来， 难以吸引外资。为此， 金正日从2010 年到2011 年曾三次访问中国“取经”， 两国也沟通建立共同开发方案。 2011年12月， 朝鲜还修正《罗先经济贸易地带法》 与《黄金坪经济地带法》， 将中朝共同开发以法条的形式固定下来。
但这种合作并非以政府代表为单位， 其主体为企业。虽然有减免税收等鼓励政策， 但仍然由企业自主决定是否前往朝鲜投资。 但2011年我国500强企业之一的西洋集团， 向朝鲜瓮津矿山投资2.4亿元人民币建设铁精粉选矿厂就因朝鲜突变的政策被单方面终止合同， 损失惨重。 因此，在朝鲜特别经济区法律与政策并不健全的情况下， 虽然中朝两国有共同开发协议， 但所涉及的合作工程却没能如期进行。 就此， 2012年8月时任朝鲜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张成泽访问中国，也曾询问可否参照朝韩开城工业园区， 将开发主体从“企业” 转向“政府”。 中方作出的回应则是“希望基于企业主体的市场原则”， 不可能无条件支援。 缺乏中国支援的罗先和黄金坪经济区， 至今仍然只有孤独的钢筋和铁丝网悄然伫立。
先军政策禁锢改革
国内环境变化
朝鲜特别经济区难以发展的另一原因， 则是源于其先军政策的基本国策。 上世纪50年代以来， 朝鲜国策定为“保障国防第一的先军政治”。 这一政策无论从经济生产力保障、 政治环境稳定哪一个方面都不会有积极结果。先军政治可能严重损害民众生产积极性， 因其导致国家至少出现三个对立阶级： 敌对阶级、 动摇阶级、 核心阶级。 鲜明的阶级将使得民众安居一隅， 直接导致生产力低下。 而且， 先军政治导致军队拥有绝对领导力， 更有可能放大一切外交矛盾， 从而影响经济。
以朝韩开城工业园区为例， 本来朝韩双方都可从此获利。 韩国制造业可凭借朝鲜低廉的人工成本， 重新找回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 朝鲜则可通过租借土地与提供劳动力， 以韩国为“中介” 赚取被美国制裁而缺失的外汇。 但开城工业园区从投入使用后， 10年来一共被朝鲜因为天安舰事件等朝韩外交纠纷， 单方面关闭3次， 园区非常态时间（影响生产） 长达4年。
金刚山旅游特区的脆弱性也基本相同， 这个本来有意朝韩共同开发的旅游区， 从2008年7月韩国女游客误入军事禁区被击毙事件以来， 金刚山将来如何发展一直争议不断。
先军政策， 也使朝鲜国内精通经济与管理的人才缺失， 从而将人员任命导向极端化。 以新义州首任行政长官杨斌为例， 这位荷兰籍华裔被任用的理由虽然有“精通现代农业” 等积极方面， 但全盘西化（杨斌曾表示新义州议会将有一半以上的外国人）的作风， 是否真适合刚开始改革的朝鲜？ 新义州将希望全部寄托于他身上的结果， 就是当杨斌被中国公安以“逃税” 罪名逮捕之后， 整个开发区项目陷入停滞。
另外， 缺乏类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纲领， 也是制约朝鲜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从朝鲜推行特别经济区以来， 没有任何全国性纲领性文件作为指引。 特别经济区要如何搞？ 搞到何种程度？ 没有人知道。
朝鲜的经济特区政策， 乍看之下与中国不乏相似之处。 但其中最大的区别， 恰恰在于“先有理论还是先有实践” 的顺序问题。 中国是在率先确立了“经济建设优先” 路线与“改革开放” 这两个基本理念之后， 才展开的经济特区政策。 特区作为窗口， 导入先进国家的资金、 技术、 管理模式， 再将其成功经验复制到全国。
与此相对， 朝鲜在设立经济特区之前， 并未在观念上作出调整。 截至2012年， 朝鲜人民代表大会上， 从未明确出现与“经济改革” 相关的词汇。在朝鲜全国以国防重工业为重、 轻工业农业为轻的基本前提下， 甚至连“发展经济” 都很少被提及。
直到2013年3月， 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才正式将“推动经济建设” 与“核能力” 作为并行政策。 2013年4月， 他重新启用经济改革派的朴凤珠担任总理。 至此， 朝鲜在开放第一个经济自贸区22年之后， 才有了第一项纲领性政策， 虽然也只是“并行”。 内容保守形式单一
中国公司在朝鲜投资
除了纲领， 金正恩也正式颁布了详细的与特别经济区有关的政策与政令。2013年5月29日，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理事会发布政令《经济开发区法》。在这部法案中， 规定了朝鲜经济开发区,在法律意义上享有特殊经济优待。
将奖励其在外资导入、 基建、 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产品上的有益举动。 并将经济开发区细分为工业开发区、 农业开发区、 观光开发区、 出口加工区、 先进技术开发区等。
但读完这部法案之后， 却让人不得不质疑朝鲜发展经济的方法。 引进外资、 人口红利、 出口导向这些常规发展手段真的适合朝鲜吗？
坚持发展核武器的朝鲜， 已经受到美日的全面经济封锁。 西方世界资本， 对这个政策不明朗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看好。 由于朝鲜的经济相关数字很难取得， 在标普《国家信用评级》、 穆迪《投资风险评定报告》 上都难觅朝鲜的踪影。 不透明的经济政策， 使得极为注重风险管控的西方企业几乎不会考虑前往朝鲜投资。 外资， 也只局限于来自中韩俄等近邻国家。 而朝鲜坚持不考虑市场化的固执， 让投资拉动迟迟不见起色。
人口红利方面， 朝鲜总人口数只有2476万， 人口增长率从1980年的1.6%已经下滑到如今的0.5%。 基数不大， 劳动力价格也并不低廉。 朝鲜人均月薪没有统一标准， 外国企业需要跟政府谈判。 开城工业园区厂方需要支付朝鲜政府100 美元/人的月薪， 而这一数字到了西洋集团则涨到300美元。 但西方媒体记者在朝鲜的实地调查发现， 目前朝鲜的人均月薪不过两三美元。 另外， 外劳输出也难成气候， 2010年韩国企业开城撤资， 使得约3万朝鲜富余劳动力涌入中国东北地区， 但他们每月1500元的月薪与中国本土劳动力相比并没有优势。出口导向经济就更是困难， 朝鲜国内产业链相当畸形， 农、 轻、 重比例严重失调。 农业比重大， 重工业比重大， 钢铁和机械工业比重大， 轻工业比重小， 社会间接资本比重小，第三产业发展程度低。 朝鲜具有优势的出口领域只有矿物资源， 所有配额被政府严格控制， 并不对外商开放。 而其他出口商品， 根本无法与中韩等主要出口目的国的产品抗衡，“矿藏换日用品” 这种不对等交换难以避免。
中国影响随处可见
在朝鲜对外贸易中， 中国的分量不容忽视。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的《朝鲜贸易国别构成》 中，与朝鲜有贸易关系的十多个国家中， 对中贸易份额占55%， 多了第二名印度（9.3%）近5倍。 根据IMF数据计算得出， 朝鲜进出口对华依存度， 也从2006年的27.2%上升到近年的42.5%。
不仅是贸易， 朝鲜与中国在确保经济通路， 保障矿物资源、 劳动力需求方面的高度匹配， 使得两国经济合作越发深入。 以中国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政府“长吉图先导区计划” 为例， 中国总预计对朝鲜基建投入近25.6亿美元。 中国不吝对朝投资， 朝鲜的
矿藏资源等也对中开放。 根据韩国矿物资源公社的数据， 朝鲜9处矿山都与中国企业联合开发。 在朝鲜市场开发与渔业资源合作方面， 也不乏中国企业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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