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周永康，已经是个活死人,就有很多人提出来枪毙他。其实,他这种人死一万次也不足以洗脱他的罪恶,只不过在派系斗争中，他没有想到自己还能成为阶下囚。原本，共产党里面的人,所造的罪恶，罄竹难书，大多数不是这样吗?不过,在国内，大家都杀来杀去的,手杀顺了,死亡的还不是我们自己的同胞?
在中国，不管哪个人他是多么邪恶,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由于现实社会给他们所能带来的许多作恶的便利,才使他们成了罪恶滔天的坏人。
仔细想来,对于这样的人,杀与不杀,没有多少意义,也起不到震慑作用，而是把恶事做尽的人他身地关押起来,特别有利。因为在享乐服华充斥着人们的大脑的时候，做囚徒是最痛苦的事情了。再就是，吧社会制度调整得十分合理了，就不会有周永康类的害人虫得势而能迫害、杀戮更多人。
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天下的时候,不仅仅的能得民心,许多胜算的招数已经超过了国民党,比如特务在国民党里无孔不入,不名的人才在国民党那里得不到重用,或是报效无门，但还有一条就是除非罪大恶极外、基本上不杀放下枪的人。这种不杀,起到了很大的引导作用。
时代的进步与发展,要想彻底战胜对手,不杀死对手,能给予对手留条活路,就不至于有太多的对抗者,更不会有更多的狗急跳墙、鱼死网破的事情。如今的中国社会,许多怪异都出来了,而且,反复的杀戮更多了,自杀的也增长了起来,大家好像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只有杀死对手,或者是自杀才能了结一切问题。特别是独裁制度下,哪个贪官污吏不是潜在的罪犯?哪个手握重权的官吏不是凶手?不是助纣为虐的坏蛋?难道都杀死他们才能解决好社会实际的问题吗?
习近平王岐山似乎凶巴巴地,也是利用杀戮来解决异议抗争者,甚至镇压反抗者丝毫没有心慈手软过，仿佛杀死对手真的能解除后顾之忧。我们的民族,多灾多难,不服王化的人又有很多,不愿意做奴隶的心态的人更多,那就难免出现叛逆。而对付这样的群体,杀手们虽多，能杀得过来吗?再说了，今天杀人，明天很难说不是被杀的人啊？
周永康不就是最活鲜的例子吗？
而且,我们很想拥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不像共产党独裁政权里面的害群之马所思所想,权力者口里念念有词，安定和平,肚子里黑心丛丛，男盗女娼地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采用杀戮的办法也就不是个事了。而我们就不应如此,因为我们的政治主张要前瞻未来、或能高瞻远瞩才行,才能使独裁者少些追随者，最后在道义上就能战胜独裁者。好在,中共的内部已经起了不少的变化,从十分邪恶的江家帮转变到习家军,也是个不小的进步,特别是,江家帮几乎是腐朽的代名词,习家军多少不是继续容忍腐败的求进谋远的进步队伍。而且,他们接棒以来，反腐十分用力,并能够延缓共产党的独裁体制。不过,任何事情，有得就有失,关键就是得不偿失才更悲哀。习家军表面上铲除腐败分子,实际上还是为延续独裁机制做力。
而在新疆，中共当局对付反抗者，几乎就是杀戮，更可恶的是哪里有反抗，共产党的独裁政府就在哪里不停地杀戮，还没有别的新鲜招数，也更懒得采用文明的说教。在新疆，除了掠夺新疆的民脂民膏以外，就是用枪炮强迫新疆人屈服，而执拗的新疆人总是用万分的不合作来血腥对抗，结果，新疆人还是死亡得很多。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刽子手原本就不在于死人，还在意猎杀对手时采用什么模式吗？而我们的理念就应该打破这种野蛮的行为，首先还要从思想道德上根除杀戮的念头。因为我们要做文明人而不是野蛮人。
周永康就是野蛮人，如果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理解，后人做得并不过分，但我觉得我们的理念不同，就应该升华到文明的层次中而不是继续逗留在野蛮时代里去思维。这就需要做出一些妥协或让步，自身就能甄别出哪些更有益于我们的民主事业发展，哪些却是有害。
首先，我们能知道，选择文明的对决已不是杀戮，就是一种大家共存而在妥协，或是一种很大地进步。而这种进步，已经能杜绝自相残杀的现象。
中國的歷史，原本就是自相殘殺的歷史，我們的文明度還不足以完善人類的文明友好相處，但能進化到不自相殘殺也是了不起的進化。這種進化，對於中華民族來說，是英明的、美好的。
而那些一味刺殺的野蠻人，作為中共滅亡的陪葬品不更好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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