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日前公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强调尊重城乡居民自主定居意愿，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尽管废止城乡二元制具有重大意义，但我们认为该意见很多内容依然在延续计划经济的思路，尤其是“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计划经济制度下，一个国家的资源分配、生产甚至流通额度，都由政府通过计划来决定。前苏联和东欧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但在当地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后，均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中国在1980年代之前实行的计划经济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改革开放后也逐步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
为何曾实行过计划经济的国家最终都变换轨道走向市场经济？这是因为，相对于市场经济来说，计划经济存在严重的内在缺陷；它试图用某些预先设定的目标来替代千千万万个体根据随时变化的外在环境和自身需求所做的自主决定。这些目标经常通过限制个体的行为来实现，不仅可能扭曲社会的自然规律导致经济损失，更可能限制个体选择而造成道义伤害。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计划思想虽然在1980年代已经逐步从经济领域退出，但却变本加厉地转向了对社会发展来说更为基础的人口领域。由此产生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执行了三十多年，在严重扭曲了人口结构并对未来发展可能造成釜底抽薪的影响下，依然还在持续。而严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其特征是由政府事先对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进行计划并采取各种措施来实现。例如，按照2005年《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北京中心城区人口规模到2020年将控制在850万以内。
严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也像计划经济一样难逃失败的命运。这是因为各种因素都是在动态的变化之中，计划制定者不可能知道怎样的人口规模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才是最合适的。实际上，从2000至2013年，北京的总人口就增长了50%以上，达2114万，而中心城区则超过1300万，大幅高于2020年控制目标的850万。有人抱怨北京人口控制不力，这完全是本末倒置。真正的症结是短视的人口规划本身，因为按如此脱离实际的人口目标来规划配置公共资源必然造成全面短缺。罔顾基本经济规律的计划必然会被经济现实的浪潮击得粉碎。
一个城市有多少人口才合适，正如一个国家有多少人口才合适一样，计划制定者并没有能力可以决定得了。规划一个城市的适度人口，正如规划一个国家的适度人口一样荒谬。当每个家庭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孩子的数量，并对自己选择的后果有充分认识并愿意承担责任时，这时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就是适度的。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居住地，选择本身是经过综合考虑并自发形成的，这时一个城市的人口数量就是适度的。因此，户籍政策的改革方向应是逐步放松直至完全取消迁徙限制。实际上，在200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的自然发展，户籍的功能已经开始淡化；但之后更多政策与户籍挂钩，让户籍的限制性功能死灰复燃；现在严控大城市人口的政策，更让基于户籍的控制手段变本加厉。
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由两种相反力量决定：一是吸引力，源自人口聚集带来工作和生活上的好处，二是排斥力，源自人口聚集带来居住、交通和环境的代价。如果没有限制，那些认为居住在北京的好处超越代价者会流入北京，持相反观点者则会流出。北京面临人口膨胀表明，认为流入的好处胜过代价者多于持相反观点者。在此情况下，人口增加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整体上要大于代价；人口控制政策由于阻止了自然平衡从而给社会整体造成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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