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立案审查，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运动走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尽管这件事情人们等待已久，但仍然引出了人们对中国反腐败运动的新一轮的关注。
在各种各样的反应和反思中，有三点显得特别显著。第一，周永康案终于打破了中共“刑不上大夫”的传统，从今以后，不管官员的地位有多高，只要发现腐败，就一定会得到惩处。第二，自从这次反腐败运动开始以来，周永康和军中的徐才厚一直被外界视为是“大老虎”的标志性人物。现在随着这两只“大老虎”的被处置，反腐败运动应当告一个段落了。第三，也有很多人一直在呼吁，有关部门应当停止这一政治运动式的反腐败运动，把重点转向建立新的制度，因为通过制度建设尤其是法治建设，反腐败才是最牢靠的。
这些反应并非没有道理，对中国式反腐败运动的反思也很重要。不过，这些都并没有理解这次反腐败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如果人们不能超越反腐败问题上的一些传统思维，就很难把反腐败运动深入下去，最终实现建设清廉政府的政治目标。
首先，“刑不上大夫”历来就只是一个假命题。在传统体制下，除了皇帝，谁都可以上刑，历朝历代，很少能够发现一个朝廷没有对“大夫”上刑的。在中国的政治哲学中，“大夫”只是一个理想的理论假设，数千年的历史中，符合“大夫”哲学标准的官员少而又少。中国只有“法制”的观念（即官员使用法律来统治国家），而没有“法治”的观念（即官员自身也必须服从法律）。官员腐败和犯罪经常能够逃避法律的制裁。不过，任何官员一旦被发现对王朝本身构成危害和挑战的时候，不管其地位有多高，“上刑”是必然的结果。历史上，皇帝所杀的“大夫”难以计数。这种传统也延续到1949年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年代，毛泽东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又有多少的“大夫”遭殃呢！只有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短暂时间里，才有现在人们所谓的“刑不上大夫”的“传统”。
实际上，这个假命题的存在，于社会、于官员都是一种欺骗。于社会，这里隐含着两方面的暗示，一方面，所有“大夫”都是腐败的，所谓的“无官不贪”；另一方面，“大夫”们是不会得到惩治的。很多社会成员，在道德上往往对腐败表现出深恶痛绝，但一旦自己得到一个官位或者腐败的机会，照样腐败。于官员，这个概念也隐含了两个暗示，一方面，“大夫”的腐败不会得到惩罚或者得到惩罚的机会比较少；另一方面，“大夫”具有天然的“道德优越”性，“腐败”无足轻重。
数千年以来，在腐败方面的这些虚假的认知，最终的受害者便是朝廷，或者是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逻辑很简单，官员找各种机会腐败，追求腐败的最大化；法律仅仅只是一种方便的政治工具，法治社会建立不起来；政权能力低下，既没有能力为老百姓提供最低限度的服务，也没有能够在老百姓眼中确立合法性；最终在各种因素互相影响之下，都会以老百姓造反或者革命的方式来结局。更为可悲的是，新确立的政权在最初清廉一段时间之后，也往往走向同样的腐败。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永远走不出来的恶性循环。
反腐败其实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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