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理论。对于中共而言，先是毛泽东思想，再是邓小平理论，而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则是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继续推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当习近平接掌中国最高权力时，中国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所积累的巨大经济成果正在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由财富所激发的各种需求也迸发出来。如果说三十五年前的改革开放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那么习近平所面对的改革领域将变得更加广泛而复杂，或许中国再次面临将往何处去的困境。
理论的魅力在于穿越时空，在于可以为当下的困境提供某种可资借鉴的智慧。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社会主义理论之于中共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图腾之于原始社会的重要性。面对新的国际环境和国情，中国该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习近平曾提出要“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可问题是怎样的马克思主义才算原原本本呢？
一、两种社会主义模式的思辨
事实上，社会主义理论本身便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尝试。自从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后，马克思、恩格斯正式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他们看来，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可以归纳为暴力革命加计划经济模式。苏联、中国大陆、朝鲜、东欧、越南无不是这种模式的现实模本。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暴力革命加计划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不仅不能实现人们心中所期盼的社会主义社会，相反还给各自国家带来巨大的历史性灾难。但凡是暴力革命，不管口号多么动人，始终不能掩盖暴力的本质。为了推翻现有统治，革命者往往建立更加专横的暴力集团，而且一旦革命成功，新建立的政权无不走向极权，更加令人发指，生活于其中的人民无不惶惶。更恐怖的是，极权统治者往往忽视人权，陶醉于自我的巅峰权力之中，动辄一个草率的政策，轻则折腾百姓，重则祸患无穷。苏联的大清洗、中国的大饥荒和文革，都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悲剧。
可是，到了晚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修正早年的想法，其中尤以恩格斯为典型。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十二年之久，深刻意识到早年的那套主张存在问题。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分析道：“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此时的恩格斯已经抛弃早年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设想，转而支持渐进的、和平的议会选举手段来建成社会主义。恩格斯逝世之后，其弟子兼遗嘱执行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将修正后的社会主义观点发扬光大。修正后的社会主义，即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北欧诸国得到实践，其中尤以瑞典为典型。当然，不管是苏联，还是中共，对于北欧模式的社会主义并不认同，甚至斥之为修正主义，但是从社会主义的演变史来看，北欧模式理应属于社会主义的一种。长期以来，中国所走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最后修正的社会主义，而是苏联式社会主义。尽管毛泽东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不同于苏联的城市暴动，但是仍然属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比如，在民族自治问题上，中共基本上是照抄苏联的民族政策，以至于在实践中屡屡出现问题。到了今天，旧有的民族政策更是加剧着民族矛盾，成为今日中国社会不稳定的一大根源，甚至制约着中国未来的转型。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早期本来就非常激进的，后来经过列宁的进一步发挥，将暴力革命加计划经济的模式付诸实践，建立影响整个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苏联。到了斯大林时期，苏联式社会主义正式建成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其极权程度，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中共师承苏联式社会主义，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更多的时候带来的可能是社会主义的外衣，而非社会主义的实质。
什么才是社会主义的实质呢？由于社会主义的“社会性”即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生产成果分配的社会化，使得社会主义的本质同样会比其它社会形态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公义性。这样至少在理论上可以区分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在社会功能方面的绝对差异。资本主义虽然也有一定的社会功能，但一方面是需要维持其社会各阶层地位及关系的稳定，另一方面其实也在借鉴社会主义因素。从这里可以推断社会主义的社会公义和社会功能理应在资本主义之上。因此其“民主、自由、富裕、正义”等社会意义只能比资本主义更真实更广泛更高级更实在。所以说，社会主义的实质应该是民主、自由、富裕、正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力于工人阶级斗争多年，最主要的动力正是为广大工人阶级争取民主自由的权利。一百多年前的西方国家，正值市场经济的草创阶段，对于技术、资本、精英的需求更甚于普通劳动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资本家与工人的博弈之中，工人总是处于弱势。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大多数普通人缺乏基本政治权利，既不能投票，更缺乏人身保障，寡头政治盛行，社会严重的不平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情弱势群体，不能容忍如此糟糕的政治环境，便著书立说，进行各种抗争，只为争取一个更加民主、自由、富裕、正义的社会。所以说，与其用表面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理论、全民公有、马克思等等标签来界定社会主义，不如用民主、自由、正义、富裕的实质来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是社会主义。当然，这里不是说只有社会主义的本质才是民主、自由、正义、富裕。事实上，这些美好的价值并不独属于某种意识形态，而应该是全人类的梦想。所谓“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虽然每种意识形态或许存在不同，但是其最终追求却有令人惊奇的相似之处，即殊途同归。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我们去判断一种意识形态是否可行，落脚点不是表面宣传，而是要看推行这种意识形态的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实现那些美好的理想。照此标准，苏联式社会主义虽然长期被不少国家奉为社会主义的典范，但是却并未给苏联人民带来民主、自由、正义、富裕。相反修正后的社会主义更好地实现那些美好的理想，因此更像真正的社会主义。因此，习近平所说的原原本本的马克思主义，理应是回到马克思恩格斯修正后的社会主义，是真正可以体现社会主义的实质。
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为了追求想象中的乌托邦社会，亿万人民被迫投入到一场激进的人类试验，本希望建立一个人间天堂，结果却造成一个人间炼狱。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宣告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失败，再加上之后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更是再次印证苏联式社会主义是一条只会酿成历史悲剧的不归之路。作为至今仍宣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大国，中共应该认真吸取教训，彻底清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思想，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树立科学的标杆。
二、走出苏联式社会主义阴影，回归原原本本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从列宁开创的毛泽东推崇的社会主义再次回归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是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的颠覆，也是在中国走了弯路后对马恩式社会主义的回归，是中国融入现代文明的一次巨大尝试。经过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逐渐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转化为经济开放、政治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虽然说威权主义体制依然缺乏民主，但是相对于之前的极权体制，进步是巨大的。相比于文革时期的全面控制，今天的政治管控已经在相当程度上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大众开始享有一定的自由和平等。同时，市场经济改革为中国经历注入前所未有的活力，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现状。正如邓小平南巡所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今日的中国虽然抛弃早年的那一套，但是却比苏联式社会主义更接近社会主义，因为今天有了更多的财富、自由和平等，而这恰恰是社会主义的美好的理想。某种程度上讲，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南巡讲话，其实是在重新界定社会主义，是在向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迈进。
若以世界眼光来看，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遇到危机时，面对来自社会上的压力，常常在推行改革中自觉不自觉地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吸取养料，不仅开放更多的人拥有政治权利，使得工人政党有上台执政的机会，而且还积极推行社会福利计划。无论是瑞典的“人民之家”，还是英国的“从摇篮到坟墓”，背后无不反映西方国家在向社会主义的优势靠拢。人类发展的社会性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情况下的必然体现，即对生产力的制约关系在历史发展中得到充分证实。今天发达的西方国家，虽然其垄断势力和兼并日趋膨胀和激烈，但毕竟不是社会发展主流，社会主义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的躯壳内必然会萌芽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所孜孜以求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在实践中已被证实。
伴随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市场化的不断普及和深化，国家资本在一定程度的垄断，也许多社会问题开始凸显，大众对于人权、自由、民主、平等的呼声随着经济的进步水涨船高，现有的威权主义体制面临变革的压力。这也说明，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封建主义遗毒、资本主义弊病、社会主义的不完善，都会同时展现，交织发生。邓小平之后，稳定成为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矛盾处于被压制状态，呼声只能是呼声，积弊已久的社会问题始终未得到有效解决，腐败仍然大行于天下。中国人开始期待改革，尤其是社会精英分子和知识分子更是日日期盼着改革，希望借此打破权贵和既得利益群体的樊笼，让中国成为一个人人享有尊严的正常国家。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仅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超越美国，而且在2020年，就要正式进入小康社会。等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人均达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其经济总量更是不可想象。中国生产力发展已经达到一定的阶段，也面临必须调整好生产关系的时候。那么如何调整？以什么为理论指导来调整？如果还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不管黑猫白猫”，会不会不自觉地将马恩的社会主义理论丢失，今天跟着张三的感觉走，明天跟着李四的感觉走，不知路在何方？中国的执政者中共的核心层是时候认认真真静下心再来一次解放思想运动，在实践中探讨和检验一下理论问题对现实的指导作用。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大众对于平等的诉求已经很强烈了，邓小平理论正在遭遇困境，因为大众所需求的不再是富裕，而是尊严、人权、自我实现，而是要求更大范围的民主、自由、正义。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正在走向更高的位置，是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源头，选择原原本本的社会主义，还是继续披着目前这张早已被历史证明失败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外衣，这是一件考验执政者胆识和智慧的事情。
一百多年前的两位先知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列宁从中寻找一条暴力革命加计划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而影响到更多的国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深受其害，本想追求社会主义，却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徒有虚名。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将中国从极左的道路中拉回来，重新拥抱现代文明，开始有些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富裕。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既有改革开放所积累的巨大经济成果，又有强烈的改革呼声，历史和现实的机遇在此回合，何不顺势回归到原原本本的社会主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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