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倒了，徐才厚倒了，数十个副部高官倒了，浩如繁星的芝麻小官也倒了，反腐进行到今天，西方惊叹如此铁腕，甚至给王岐山封了“反腐沙皇”的称号。临危受命、力挽狂澜于既倒的“救火队长”形象是各界一贯给王岐山的定位，但不得不说，这是将王岐山庸俗化。
反腐当然是新一届政府上台后所面对的最急迫的问题，王岐山自然也能称得上临危受命，然而他被临危受命的理由，却一直充斥着各种庸俗化演绎。
第一种理由是王岐山“救火”功绩累累，其坚定的铁腕风格是反腐首席执行官的不二人选。2003年，当北京遭遇非典袭击时，王岐山曾被空降为北京市长处理这一危机。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际，他再次被委以重任，负责主持中国的应对方案。在中国与欧洲或美国展开棘手谈判的时候，王岐山往往会成为北京方面的代表。于是，这次事关“亡党亡国”的反腐战争，王岐山理所应当地担起重任。
虽然不可否认这也是王岐山主管反腐的原因之一，但若将其作为主要原因，则是对反腐的理解太过表面，将反腐庸俗化的定格在“救火”的执行层面。王岐山本人对这种“救火队长论”有过回应：“许多人说我是临危受命，挽狂澜于既倒，其实我自己很清醒。我是学历史出身，站在历史长河角度，既然历史给了这样一个机会，那么只能尽力去做。各行各业各领域，有学问有能力有智慧有魄力的人太多了，我算什么？因此，每到一个新单位，我总是希望低头拉车，多做实事，而且要多向其他人学习。”只懂执行而没有大局观的反腐不是合格的反腐，有史为鉴，“请君入瓮”的故事说明单纯的执行者往往会将反腐变为“为反腐而反腐”或为“私利而反腐”，这都不是中共想要的结果。因此，历史学者出身的王岐山绝不会是来俊臣，而习近平更不会选一个酷吏来坐决定中共存亡的位置。
第二种理由是王岐山只能干最后一届，且没有后代--既不能再提拔，也没有后顾之忧，正是做这种得罪人工作的最佳人选。这种说法较之第一种就更庸俗了。
习近平为什么找王岐山当队友，首先得从习近平自身说起。回顾去年三中选会习近平发布《决定》，并亲作解释，全面推行60条改革方案的情景，不少舆论在惊叹之余也质疑其可行性，认为理想主义色彩太浓。而刚刚推行的户籍改革，更是13年前习近平博士论文的现实翻版，再次展现了习近平对通过改革来建立其理想国的意图。对于这样一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治国者，他对队友的挑选，必当以理想的契合作为标准，怎会以“年纪足够大”和“没有孩子”作为条件？
也有说法将习近平、王岐山在理想上的契合归结于他们的出身以及相似的知青经历，而其中习近平、王岐山同榻而卧、合盖一床被子的情节更是极大的谈资，满足了茶余饭后论政者的胃口。但真正能说明习、王二人治国理想相似的并不是这些好看的故事，而是两人师承与作为。从师承上讲，两人都是中国农村问题泰斗级人物杜润生的门生。20世纪80年代，杜润生先后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被公认为中共党内最资深的“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专家，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决策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1982年，习近平去河北省正定当县委副书记，面临着农业、农村、农民诸多现实问题的困扰，得到了杜润生热情耐心的指点和帮助。而与此同时，王岐山刚被安排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而农村政策研究工作室的主任正是杜润生。从此，王岐山作为杜润生的得力干将，直接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连续数个有关中国农村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并于1986年出任农村发展所所长，由杜润生直接领导。杜润生是坚定的改革者，决定了习、王二人也是坚定的改革者。号称经济学“京城四少”的王岐山，在那一时期参加的莫干山会议，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
二人此后围绕改革的作为已被各大媒体反复宣传，在此不必累述，而反腐是为改革铺路的共识，也显示着二人本是通过改革创建理想国的热血搭档。只不过在“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主导了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或许理想主义的成分让许多人一时回不过神来，不得不将其庸俗化演绎了。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