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教师节来临，这也是对于我们最敬爱的老师张维迎教授有特殊意义的日子！最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张老师的是非争辩一时风起云涌，使得大众黑白莫辨，是非不明。为此，作为北大的学生，我们以此文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但丁
云山苍苍，江山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范仲淹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
张维迎教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很想用几个词语把他的精神简明扼要地表达出来，却发现大多苍白无力。只好无奈之中选取了这几句格言。即便这样，也只能变现出一个精神的侧面。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高风亮节、独立不屈、潜心求索的学者，一个了不起的人！在我们学生的眼里，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三言两语是说不尽的。也许很多时候他的话，他的呼喊让很多的人都不舒服。也许很多时候，他的背影显得总是那么孤独。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为自己的信念而战，自始至终傲然挺立，屹立起一座座以让后辈仰视的高峰。
成就巅峰
张老师是一个出色而渊博的学者，面对着世界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诸多难题，他往往都是迎难而上，以一种究根问底地钻研劲，做出了很多创造性的理论和建议。
有人给他加封中国产业经济学第一人，有人给他加封中国企业理论界的权威，他被公认为“中国微观经济学一把手”、“信息经济学开拓者”……这些他是当得起的。但就对中国国情的透彻了解，对中国经济方向的把握，国内无出其右者。无论有多少人在那里说闲话，那一篇篇多次被引用的经典之作就是最明显的佐证。我们可以随便看一下他的学术成就：在国内首次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提出并论证人民币汇率双轨制和开放外汇调剂市场的设想。首次提出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分析宏观经济平衡的思路。首次提出从“学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商”的观点论证了“造就企业家队伍的核心是改革所有制”，首次提出“将市场机制引入工资决定”的改革建议，首次提出并系统论证了“产权不清晰是中国企业发展的最大障碍”……这样的东西太多了。有的时候，再回头看张老师的文章和写文章的时代，不禁会生出无穷的感慨来，因为和许多人瞬间淹没的文章不一样，他的东西，往往能超越时代，散发着持久的魅力，这是多么难能可贵！他对于许多问题的透彻阐述，以至于在以后数年乃至十几年内，其他人只能在细微末节上有所作为，无法突破张老师的远见卓识，大的像产权改革的方向，小的像国有企业上市等。中国如果没有这样一批勇于探索敢于直言的经济学家，这样一批有着心系天下胸怀民族前途的知识分子，中国的改革开放还要走多少弯路，中国的改革也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辉煌的成就。
我们不妨再看一下下面这组统计数据：据对国内最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1995－1997年间论文引证统计，张维迎教授的论文被引证的次数排名第一，其中《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名列单篇第一。另据统计，在1997年出版的43种经济学核心期刊文献中共引用《经济研究》历年发表的文献405次，其中张维迎教授的论文占22次，名列第一；被引用4次以上的有16篇，其中张维迎教授占3篇。最近十年来，更是张老师的创作高峰，硕果累累。另据中文社会科学文献引证统计（CSSCI），1998-2002在CSSCI中被引用最多的1979年之后出版的50种中文书，张维迎的是唯一的有3本著作名列其中的作者，其中《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名列第3（第1、2名分别是《邓小平文选》和《毛泽东文集》），《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名列第9，《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名列第12。同样是CSSCI统计，从1998年到2005年，张老师的著作类被引用总计3001篇次，论文类被引用944篇次，这两个数字都是很惊人的。单是《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兼评崔之元和周其仁的一些观点》一文2005年就被引用57次，《法律制度的信誉基础》一文 04、05两年加起来被引用41次，《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2005年被引用69次。之所以把这些单列出来，是因为这些论文和著作都是张老师的新作，就有如此不俗表现，可见张老师做学问的一贯严谨，着力甚厚。而像《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这些经典著作，几乎年年都被引用超过50次以上。这些数据，中国恐怕很难再找出几个人能与之比肩的吧。张老师可谓是学术常青，不断创造成果，超越自己。这些，他付出了多少心血，恐怕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吧。近年来张老师的究领域扩展到企业竞争战略、信誉、社会信任、法律和社会规范等方面，在经济学界、法学解和企业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出版了像《产权、政府与信誉》、《信息、信任与法律》、《法律与社会规范》这样沉甸甸分量的著作。许多观点，像“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心者无信用。毁坏了信誉的产权基础，限制了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市场秩序混乱。政府管制建立不起市场健全秩序”，对中国的审批制改革产生了积极影响。还有像“法律和信誉是维持市场有序运行的两个基本机制”这样的金石玉言，并对信誉机制重建，法律和社会规范作用作了精辟的分析。他的一篇纯学术文章可以引来中国电信业拆分，他关于中国企业国际化所需的“偷不去，买不来，拆不开，带不走，流不掉”的核心竞争力特别是互补性知识积累的观点在企业界掀起了一场暴风骤雨。其间不缺少像获得2000 年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2002年 “CCTV2002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03年《中国改革》杂志评出的“中国改革之星”这样重量级的荣誉。其间多次主持国家部委和基金的重大课题， 2006年《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将改革思考推向高潮。也许，这些统计数字、荣誉对于张老师而言，他所达到的高度已经不需要这些东西了。但是，之所以列出来，是为了给那些成天不了解的人看看。放眼整个中国，又有几人能有这样的地位？有什么样实力的人，才具备什么资格的对手，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中有几人够他对手的资格。有一个词，叫做知识分子的良心，就是为张老师这样的人准备的。为什么这样说？可以说，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国家的发展，像张老师这样的人，殚精竭虑，押上了全部的身家。功过是非可以不管，宠辱荣损可以不管，但却不放下追求真理探索未知的坚持。这，难道不能让那些嫉贤妒能的人惭愧一下子吗？难道不能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感动吗？
张老师在学术上的最大特色，就是原创性，特别是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中许多不可避免的难缠问题。这一点，相信对于学术界的同行来说，应该是感到最深刻的体会吧。而原创性，是学术研究最难得的创造，也是中国现在知识分子所普遍缺失的。相信很多人都记得在1983年8月20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张老师发表了《为钱正名》一文，可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正常社会里，钱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有效度量，不应该把它看作坏东西。也许这篇文章的观点在今天并不新鲜，但是，在当时的那种传统经济思想的培养下，能够如此坚定地表示出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坚定信验，差不多开启了改革二十年的钥匙，用意义深远来形容并不为过。
年轻的张老师，已经初露峥嵘，展现出惊人的天赋才情。张老师理论的推陈出新之处还有很多。比如在1987年的时候，尽管那时候他并不熟悉现代经济学企业理论的前沿，但敏锐地提出了对于股份制公司，并不是简单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而是企业家功能的分解，并由此思考起产权对于企业生存，经理人激励等这样问题的思考，这些，是他后来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的诱因。在八十年代中普遍忽视股份制产权关系的流行环境下，能够看到这一点，不简单！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第一次提出价格双轨制的事情。1984年张老师一篇《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变革》一文系统论证了以放手市场为主，市场和计划并存的价格双轨制，并最终被采纳为国家政策。到今天，我们回过头再去看这件事情，很多人都在骂，骂张老师他们为官僚特权阶层腐败提供了温床。的确，掌握信息的官员，利用手中的特权，大肆赚取两个价格中间的价格差，形成腐败利益的阶层。但是，这并不是张老师他们的初衷吧，改革原本就是摸着石子过河，这也是付出的代价，这也是改革循环渐进调和各方既得利益以减少阻力的必须，毕竟，“帕累托改进”在当时情况下等于没法改革。时至今天，可以说，要打破壁垒森严的市场经济，这仍旧是最好的办法，双轨制对于整个市场化经济的推动作用，相对于它的负面效应来讲，意义要重大得多，深远得多。并且，李鸿章曾说一个时代的人只能做一个时代的事情，张老师已经尽到了那个时代的责任了，对于八十年代的人们，这是探索的最好选择。如果单纯以今天的眼光，以今天的价值体系去套过去的历史，这并不是公正的，也不符合辨证的唯物历史主义。而且，即便是这样，正如前面所言，也是利大于弊。
学术精神
即便是所谓时势造英雄，但为什么历史独独选择了张老师来完成改革开放中这么多第一个吃螃蟹的工作呢？或者说是张老师选择了这样一条路呢？这么多独创性的有着巨大价值的理论，尽管跟一个人的天赋有着关系，但和一个人的性格、精神境界的联系更为紧密吧。从本性上来讲，张老师是一个专心于学术的人，醉心于学术的人。真的，可以说他把学术当成了自己的第一生命。因此，学术精神是张老师精神世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精神首先在张老师身上表现在他对纯学术的热爱上。大一点讲，是对真理的热爱！他在国家体改所工作的年月里，口头禅是：“我这个人，当官没本领，经商没兴趣，就好学术这一口”。言如其人，他是以作学术的态度来从事带有行政性质的工作，工作也是为了学术研究。即便是在为国家制定政策提供参考这样明确偏向的时期里，他还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来对待。为了一个理论知识，为了弄透一个问题，奔波在北京的胡同里，和同行切磋讨论。这些事情，给他的好朋友留下深刻印象，并对他的品格深信不疑。而且为此，他从体改所冲破重重阻碍，负笈英伦，苦心求学，给自己充电。在牛津读博士期间，他针对在国内自己缺少系统理论的弱点，从头一门门学起，走的是最难的路。
为了明白改革中积累下来的问题，对于“为什么资本雇佣劳动”这样一个别人看来有些傻气的课题，他苦苦追寻了四年，最后拿到了极为难得的优秀博士论文奖，发展出自己的前沿的企业理论。面对改革中新出现的问题，张老师做的总是与时俱进。近段时间对法律和信息学的研究，就是想用法律保证正常的市场秩序，而不要出现失控的拉美市场经济，等等。可见，他是学到老，活到老，对学术对真理的爱永不消失。
学术精神并不仅仅局限在学术上，简单来说，学术精神可以用纯粹来概括，这不仅仅是张老师做学问的态度，更是他矢志不渝的人生信仰，是他一种贯彻始终的人生姿态。
张老师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也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是对真理的热爱坚持，是独立精神，是真诚，是执着……也许一段在一本书中的序言可以很好地表白出张老师的心态来：“我一直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学者，追求的是理论上的彻底性。对我来讲，每个政策建议都不过是理论研究的副产品，都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我绝不会为政府已经颁布的政策做注脚，也不会为迎合政府的口味而修改自己的观点。我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政府听不听是他们的事情。当然，我也不会因为政府没有接受自己的观点就指责政府不尊重学者的意见，因为我明白，政策是政治过程的产物，而不是科学研究。我不愿纠缠于一些概念之间，而是单刀直入讨论问题。……”这一段话，鲜明地表明了张老师纯粹的学者本色。“对学者而言，理论的彻底性，比什么都重要”，这就是张老师的座右铭。学术和政策也许许多人看来，张老师是那种意见常常被政府咨询采纳，甚至带有一定“御用”色彩的显赫学者。但让人感叹的是，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分量，在经济学中的分量，不但不是曲意迎合政府政策所得的，反而是彻彻底底的排除政治干扰独立自主的学术研究理论的力量所致，也就是“彻底”的理论。因为这力量，不是别的，是追求知识的真理，事实的本质。真理的力量是无穷的，彻底理论的生命力就是真理的力量。所以张老师在说话做事的时候才能够理直气壮，毫无畏惧。关于这一点，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张老师有精彩表述。学术不是政策，学者只需要说自己认为真的话，而不要去考虑政治的正确，民意的投票。学术对政策的影响是因为理论彻底的力量，而不是别后的价值观念。这并不是说张老师的理论都是正确的，因为谁也避免不了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当一个人有了这样一种面对真理的真诚态度和不懈追求，对学术至纯至善的热爱，并且持之以恒，可以说，他具备了最强大的底气，因为即使面对再尖锐的问题，他都可以坦然地面对，在学术上进行讨论。一旦理性的逻辑或者说事实证明了他有不完美或者说是错误的地方，他不会费力地违心地为自己辩解，而是虚心接受，因为对真理的热爱和追求会让他作出这样的选择，因为他足够坦率真诚。恰恰是这样的价值观的人生追求，赋予了他博大胸怀。在历次事件中，任何对他道德人品的人身攻击，张老师都是不屑一顾的态度。
因为他对这些在学术范围外理性真理范围外的攻击免疫，一切这方面的攻击对他均为无效属性，这是他学术追求和人生价值所决定的。
“独立”二字，是张老师身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张老师是个北大人，他以此为荣，而北大精神这一点在他身上体现尤为明显。其实，对彻底理论的追求必然导致这样的性格，他对政府的态度就是说明。在中国，很多学者做不出一流的成果来，有时候并不是因为本身素质的问题，而是对于意识形态对于政府的复杂心态。对于稍微一些敏感的命题和语言，
避之不及，患得患失，毕竟，历史的教训并不遥远。而张老师，面对这样的压力却本色不改，不管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人身利害关系，这也算是他为自己的信仰和成就所付出的代价吧。在近来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后，张老师关于这个问题有了更直接的表示。在他看来，以前学者的独立性是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压力下难以保持，而如今在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兴起的情况下，则是一种舆论的压力。在他看来，学者的独立性，在学科的规范下，思维逻辑、学术思想的独立性。学者只代表知识本身，经过科学的分析，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就该说说什么样的话。你不能说它代表哪种利益，代表哪种民意，这是政治的说法。学术的独立性，在于学术是不是讲科学讲道理讲逻辑，因为真理并不是民意投票，有些时候甚至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以不能献媚邀宠于大众。那些自称代表民意的学者，往往是投机分子，图名图利，危害极大，这样的一种认识，可谓是入木三分，狠狠打击了当前某些为了自己的名利而兜售大众所好观点的一些伪学者的嘴脸。在《理想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他说改革面临着权力约束、意识形态约束和知识约束。其实。张老师自己也面临着这样的约束，但是，他的选择是坚定一致的。“思想自由”，他的身上有着北大人特有的光彩。在光华，学生们很早就用“超然独立”这样的词来形容张维迎，这个词原本是用来形容陈寅恪这样的大师的。
这样一种对真理的热爱，体现在张老师的身上，那就是讲真话，敢于讲，坚持讲。这是一种真诚，甚至是张老师自身的信誉。很多场合，他不说话。但一旦说出来，必定深思熟虑，往往和市面流俗不同，甚至常常有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效果，当然这不是张老师刻意为之。石破天惊是因为彻底理论的力量巨大。对于政府，他常常批评政府对民营企业的管制限制过多，对私有产权缺乏有效保护甚至还侵犯。对于企业，他批评他们缺乏核心竞争力，建立不起信贷机制。甚至对于无冕之王的媒体，他也毫不客气指出他们缺乏自己的价值标。
人格高度
做学术的人，中国很多很多，教授、研究员一大把一大把，但有几个人能把学术做到张老师这样的境界呢？这并不是要否定其他人的成果，来抬高张老师。其实说起来，这正是张老师所不喜的，因为他希望中国有着更多的优秀人才，这样在学术界中才不会人才匮乏死气沉沉，才可以和更多的人在同一个高度上去做自由的学术交流和研讨，这样才好。
在张老师的不少访谈和文章里，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张老师对于有着一千多所普通大学的中国，却只有清华北大两所学校鹤立鸡群的现象忧心忡忡，认为这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是中国教育体制的一种悲哀。他希望中国有十几所这样的学校，这样学术圈子里面才会生机勃勃，才会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这是侧面的一个小小的体现而已。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一个真正的优秀的学者，一个有能力的人，他是不会害怕竞争的，是不会害怕优秀的人超越自己的。相反，他反倒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去激励自己可以做出更好的成就，因为他相信自己是可以做出与众不同的独特的东西来的。这涉及到一个学者的胸襟问题。也许很多人相信学问和人品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也许品行不怎么样的人可以有不错的成果，但是，一个学者，具有难能可贵的虚怀若谷的胸怀，又具有坚持不懈的勤奋思考和探索，不做出成果来，想必都难吧。而很难得的是，张老师的身上恰恰具备了这样的品质，使得张老师学术视野宏大，善于高屋建瓴，切中时弊。“兼容并蓄”，北大的这种精神，在张老师身上，既是学术的智慧，也是人生处世的智慧。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张老师所在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众所周知，北大是中国大学的品牌，而光华，是吸引许多优秀学子包括众多高考状元的地方。在北大众星云集的环境里，为什么光华能够发展得这么好呢？作为光华主管工作的一把手，张老师对光华的发展居功甚伟，光华近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就是在张老师的手上一手打造起来的。可以不客气的说：没有张维迎，就没有现在的北大光华。张维迎是北大光华的品牌。张老师能做到这一点，跟他的宽广胸怀分不开的。张老师能把光华做成品牌，首要一点是惜才。惜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对张老师恶言相向的邹恒甫是被张老师一手“惯”大的。光华打破了传统的排资论辈的做法，能者居上，不留本校博士，不搞近亲繁殖，而是以非常优厚的条件在国际期刊上面向全世界选材。正是比长江学者还要优厚的条件把邹恒甫给吸引过来了，当时张老师还特别得意捡到了哈佛大学中国第一位经济学博士这块宝贝。只可惜，后者后来在北大的所作所为，和人们对他的期望大相径庭，让人扼腕叹息。
还有一次，《北京青年报》上登载了北大光华学院以20万元的天价价格征集MBA教材的启事，这不是什么做秀，而是实实在在的希望。为什么张老师自己不写呢？无论对于中国企业界的理论研究，还是作为和中国企业界人士面对面第一手的信息交流和实践体会，整个中国大概都找不出比张老师更适合的人吧。但是他不愿意自己写，因为他觉得自己在这方面还不够优秀！放眼中国整个学术界争名夺利的浮躁，又有几人能够这样坦荡荡的面对自己？在光华的人事制度改革中，那些从海外带着先进理论和学术前沿成果归来的人们，都是张院长亲手安排妥置的。张老师坦率地说过，那些年轻学者进来，拿的工资和补贴比他和许多已经在此工作多年的人都要高，他心里也并不好受，但是，他还是不辞辛苦地做通了同事们的工作，就因为他们是人才，他们能带给光华走上学术研究的新台阶。正因为如此，光华才在竞争激励的商学院中独拔头筹。由这些，可见一斑。所以说，张老师的心胸是博大的，能容普通人不能容之物，才有这样的自信气度，才有这样不凡成就。也正因为如此，张老师往往能够超越自己的利益和阶层，从更高的层次俯瞰全局。能超越自己环境的局限，战胜自己的个人私欲，大贤才有的品质啊。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中，关于公共理性的理解很能说明问题。“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尽量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必须讲公共理性，学会换位思考。俗话讲，“公道不公道，打个颠倒”。比如说，不能因为自己是干部就只考虑干部的利益，自己是医生就只考虑医生的利益；也不能因为自己是农民就只从农民的角度考虑问题，自己是患者就只从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这其实也正是罗尔斯正义论的实质所在。罗尔斯的正义论要求我们透过“无知的面纱”理解社会制度，不能“对号入座”，只从自身利益评判是非，否则就无公正可言，民主政治也会演变为多数人的暴政。当然，在现实中，每一项政策起步的时候，每个人都处在特定的位置，变革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要做到完全超脱是很难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须强调理性思考的重要性。至少对学者来说，应该做到超脱，否则，就谈不上学者的独立性。”可见，独立、心胸宽广、理性思考、理性批判精神在张老师的身上是融为一体的。在张老师的许多观点中，他只代言他自己，他只对自己手中的真理负责。在他的批评对象中，有垄断和高度管制的政府，有不争气的民族企业，有投机取巧的外资，也有媚俗大众的媒体。为何？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宽广的胸怀让张老师超越了自己的私利，无私方能无畏啊！
张老师是一个想做事也能做事的人，这来源于他的坚强和坚韧，来自于他对信念的坚定。八十年代跟张老师一起为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献计献策开疆辟土的经济学家们，许多人已经转行做别的事情了，有不少人理论上都有较大的变动，唯一一个内在理念和逻辑贯穿始终的大概就只有张老师了。能够在年轻时就能看清楚前进的方向，并为此坚定信仰，坚持奋斗，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它不仅需要高超的智慧，敏锐的触觉，同时还需要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说到这里，也许不能不提一个人，已经故去的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是市场自由主义经济的坚定支持者，在美国七十年代左右国家加强经济强制的流行观点面前，他为自己的理论坚持奋斗了三十多年，并最终用铁一样的事实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而里根政府和撒切尔夫人政府正是在他的理论的指导下，拖垮了庞大的苏联经济。张老师的朋友回忆，张老师在八十年代在国家体改所工作的时候，就对弗里德曼很熟悉，深为推崇，并被人戏称为“维迎德曼”。
《自由的选择》这本书都快被张老师翻破了。维迎德曼，这个称呼，现在仍然是恰当的，因为张老师就是中国的弗里德曼，他始终抱着对市场经济的坚信，为建立一个中国成熟健全的市场而辛勤工作，笔耕不缀，甚至是在中国当前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仍然浓厚的特殊的国情下，东奔西走，振臂高呼，有的时候就像是一个苦行僧，一个孤独的布道者。在目前的中国，这个东西仍然是超前的，而张老师则扮演了一个先知的角色。出于对市场的坚定信仰和经济学本身带有的社会影响性，使得张老师很容易就遭到莫名其妙的诟病。但他从来没有退缩过。在房龙的笔下，为人类指明方向的先驱反而因为大众的一时不理解和守旧被大家残忍杀害。茅于轼先生说，“人民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牺牲品。”今天的张老师，就让人有这样的感动。
张老师不仅是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事业上兢兢业业，而且在三尺讲台亦是挥洒春秋，诲人不倦，用浓浓的红烛燃烧自我的精神，照亮一批批北大学子的前途。每当他在讲台上用着不太标准带着陕西腔调的语言讲着经济管理最新的理论、最新的发展的时候，在下面的学生的心都被紧紧牵引着，享受着。张老师的课，深入浅出，幽默风趣，理论和实际相辅相成，再大的教室，每次都是满满的，窗台过道上都挤满了人。这么多年来，桃李满天下对于年龄尚且不是很老的张老师来说也并不为过。自从来北大以后，他为同学们开设的《博弈与社会》这门通选课，从来没有一次因为身体或者其他原因缺过一次课，以没有以任何理由迟到早退过。因为其声名远播，吸引了许多清华人大学子这样的人前来蹭课。而本科生研究生专业课是期期必带，并且对教学安排方面煞费苦心，包括具体教师人选在内的细节也不放过。关于这个，有件事有必要提一下。张老师是将博弈论引入中国经济第一人，在精心挑选西方经典教材，并融合自己独特的体验心得，写成《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一书。该书一版再版，差不多成为内地所有高校此领域首选教材，许多学生爱不释手，这在一向推崇西方原版教材的经济学领域是比较罕见的事情。本来明明是一件值得中国人骄傲的事情，但是偏偏有些人心里不舒服，说大学生不识货，要读就要读西方的，多次在公开场合诋毁此书。然而，知识的力量本身就摆在哪里，知识的价值无法撼动，可以看到，张老师的书在众多奋发有为的青年中依然像以前一样受到欢迎，而那些聒噪一时的言论却早已淡去。孰是孰非，一目了然！
张老师对教学的热爱，对学生的关爱，其实可以从更多更细小的地方可以看到。他不仅仅在学习上对同学们敦敦教导，和他们一起探讨思辨，对同学们的日常生活亦是关心备至。
张老师的人生历程，让他对那些贫困学子格外有感情，特别关心。富平助学基金主要为推进贫困山区教育而设，而张老师倾囊相助，为基金做了大量义务工作，并一直坚持，而且多次进行捐款，数目不少。对于一个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知识取得劳动报酬的纯粹学者来说，即便因为自己成就突出而多有奖励津贴，但相比较而言，也算不上很富裕的人吧。对于北大的学生，张老师在经济上常进行力所能及的帮助，还拿出自己的钱来设立奖学金，激励那些寒门学子奋发图强。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只是对于这些事情，张老师觉得自己是应该的，从来没有主动对别人提及过。张老师的自身所为，就是对那些无中生有的横加指责的最好回答！
在张老师这些事例中，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悲剧的性格，抑或说是悲壮更为贴切。朋友同事们都劝他要学会讲政治，学会保护自己，不要四处树敌。可是，为了心中的信仰，他放弃这样做了。他透明，彻底，没有什么花花肠子，不屑于讲政治的圆滑，商人的狡诈。因为在他看来，学者和政客商人是不同的，学者，是大众的良心，社会的良心，要讲就要讲公共理性，讲科学批判。为此，他我行我素，不媚上，不媚俗。他坦言所有的人中他的保护能力最差。其实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放弃了保护意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关键时刻，张老师总是挺身而出，第一个打头阵，就是成为靶子也再所不惜。从大西北的农村里走出来农村娃，当初只想在城市里找一个安生的地方，却在风云际会中成为风云人物。1983年的那篇《为钱正名》的文章，在当时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下，遭到持久的批判，张老师自己也险些没法毕业，就连家里人也受到牵连。这件事情的酸甜苦辣，所受的委屈，只有张老师自己体会最深刻了。一般的人，年纪轻轻，遭此大难，早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了。可是张老师却依然是本性难移，该说什么就说什么。也许这一次的经历足以让他承担以后人生路上的风雨了吧。张老师在自己的学生面前，从来不回避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坦然谈自己的家庭出身。也许这种从家乡就带来的农村子弟式的固执的真诚，才是属于张老师自己性格的本性吧。一旦认定自己手中掌握真理，并且在没有足够证明其不足之处而采用学术之外的非正常途径对他施压，他唯一的做的选择就是战斗，哪怕是和明智未开的大众为敌也奋不顾身。这种为真理坚持战斗，在这个时代是珍稀动物。并且，因为张老师的太过真诚，太过坦率，引起大众的反感是理所当然的。朋友们都说他是典型的陕西人性格，耿直，倔强，显得缺心眼，甚至有些二百五。这些旁人看上去傻的品性，却是张老师心中最可贵的坚持！
其实这种精神，正是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国最优秀知识分子的精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儒家忧国忧民的本性让他勇于牺牲，甘于牺牲。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如同三国时的诸葛孔明，张老师也实践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信条。还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张老师身上所具有的大悲悯大慈爱的大爱精神。这种大爱，表达得太深沉，以至于好多百姓读不懂。张老师是一个有情有义的西北汉子。如果不是担心那些攻击言论对他父母的伤害，他甚至懒得一理。张老师的爱明显的一点就是为改革呕心沥血，苦心维护。其实，改革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更大程度上是广大的人民在历史的实践中自己做出的选择，维护改革，才是真正保护大众的利益啊，哪怕一时的问题和困难会蒙蔽许多人的双眼。
在不少人不明真相的人看来，张老师已经走上了一条对抗民意的不归路。其实，他们并不明白真正的民意是什么？改革以来，纵然有不少问题，但大局是好的方向。民意，当然不是否认它的存在，但这原本就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什么是真正的民意？那些以民意代表自居的人，又有几个能真正代表，反倒历史上往往是窃取民意谋取私利的居绝大多数。所以张老师的讲道理讲逻辑就是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去理解真正的本质。如果不敢面对道理，只挥舞着民意的大棒吓唬人，那就是文革中的四人帮的作风了。现实往往是各种利益集团和力量互相博弈的过程，很多东西不是简单的经济学模型可以刻画的，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时刻关注中国改革前途的学者，张老师已经最大程度上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把他无法控制的事情强加到他的头上，是不公平的。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从来没喊一声冤，叫一声苦。在这个问题上，张老师表现了自己的大度和宽容。因为他相信，时间是最好的老师，实践会检验真理，那些即便是一时没有明白过来，总有一天会明白过来的，到那个时候，他们会更加尊敬这些真正的有良心的学者。张老师不止一次表达了这个意思。时间会给出最好的答案。张老师有这毅然决然的决心，也有这份自信。很多兴风作浪的的人，指责张老师为利益集团代言，为外国资本代言，但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张老师实在为百姓代言，为民族产业和资本的代言。在张老师的心中，他无时无刻不在为中国的民营企业的政策困境，国有企业的效能低下，国家经济过分依赖外国投资的忧虑，为解决问题孤心苦诣。因此，对于这样的人生境界的学者，所谓的金钱利益收买的说法，都只能是无中生有的妖媚祸众，不值得一驳。正面打不倒，只能这样侧面的使伎俩。可谓真正是大爱无言呐！
张老师面对大众的态度，被有些人说成是傲慢的精英意识。其实是一种深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精英，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氛围里，是一个负面的词汇，它往往意味着和大众的对立，和人民的对立，高高在上的阶级特性。但是，在这个新时代里，张老师赋予了它新的解释：“所谓精英，就是那些有理想、有激情、有耐心，想干大事的人；那些有思想、有知识、有责任心，能被委以重任的人；那些具有科学批判精神、能理性思考问题，有能力引领社会往正确方向前进的人；那些知书达礼，能承担起传承人类文明传统重任的人；那些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廉耻之心和是非之心的优秀公民。一句话，精英就是那些可以称之为社会楷模的人”。对于自己的学生，他赋予了这样的期望：“为了成为真正的精英，你们不仅要学习做事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要学会做人的道德修养；不仅要知书，而且要达礼。你们要热爱自由，但不可随心所欲不守矩；要张扬个性，但不可孤芳自赏不合群；要养成大家风范，但也不可不拘小节；要学会独立思考，具有批判精神，但不可自以为是，目中无人；要有远大抱负，但不好高骛远，以事小而不为；要激情澎湃，但必须在理智的指导下选择行动；要甘于寂寞，学好专业知识，也要关注社会；要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但绝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要心中装着多数人，但嘴上不可哗众取宠；要热爱真理，也应该尊重老师。总之，你们要做君子不做小人，当精英不当乌合之众！”这种东西，他常常反复对他的学生讲，自己也身体力行。这种精英，不就是我们时代所呼唤的人吗？又有什么错呢！这种精英意识也是和北大精神一脉相承的。除了“思想自由，兼容并蓄”之外，追求卓越也是北大人被赋予的使命。作为一个北大人，要做就要做最好的，要对得起北大的荣誉。其实，以张老师的本意，他想做一个安静的学者，但是面对混局，由于强烈的责任感而忧心如焚，不得不一次次改变原有的立场，把自己推向风口浪尖上，迎接八面来风。张老师曾经比喻自己就是球场上那个因为自己一方球踢得太烂太差，而选择自己去攻打对方城池的守门员。很贴切，很形象，他有的时候就像是救火队员，哪里有急情，就赶赴去。也是这种责任感，让张老师一次次用宝贵的时间给普通大众撰文讲解自己的思想，一次次承担莫须有的罪名。等等。
提到张老师，就不能不提最近的事情。03年的北大改革，张老师的改革理念他写的很清楚。不管过程如何，结果如何，张老师可以说为北大的发展所作的贡献，无愧矣。这件事情，让我想起了宋代的王安石的变法。一样的好理念，一样的有大志并且有与之匹配的才华智慧。但最后，种种客观因素的制约，一场轰轰烈烈蓄势待发的改革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但即便这样，警世影响仍在。北大现在就是在朝着张老师设计方向前进，虽说很多政策一时全部无法到位，但若干年后，历史必将证明他的正确价值。如果有一天，北大成为公认世界一流大学，张老师有千秋之功！这第二件事就是所谓郎顾之争。在某些出于私利善于做秀的人的煽动下，一种以国家资产流失为由的反思甚至是否定的改革的不好舆论范围正在形成。紧要关头，张老师第一个出来，亲冒矢石，站在一个更高的国家经济发展的平台批评了这股风潮，这也和张老师的一贯个性分不开的。而邹恒甫的事情，更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作为不履行北大的契约，并公开诋毁光华，即便是像张维迎因为惜才也保不住他了。北大党委做出撤销批邹的决定，是清晰明确的。赶走邹的，是光华的全体师生。要知道邹也是张老师一手选进来的。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要怪就管邹恒甫的不思悔改，自掘坟墓。再多的是是非非，时间将会是最好的裁判，而正义，必将会站在正义的人的身边，我们，已经无需多言。
黄土高原的热土，养育了张老师这样铁骨铮铮的汉子，这样不一般的男人。对于自己的故乡，他总是怀有深厚的感情。村子里的电，是他和朋友凑钱给牵进来的，家乡教育方面的邀请，他从没回绝过。他的声音总是带着浓厚的乡音，他可以深情自如地唱起《信天游》这样的当地民歌。从小的贫苦，使得他意志坚强，吃苦耐劳。读大学的时候，连一份肉菜也舍不得吃。这种苦难中磨炼出来的坚强，一直保留到今天。哪怕外面风吹雨打，我自岿邀请，他从没回绝过。他的声音总是带着浓厚的乡音，他可以深情自如地唱起《信天游》这样的当地民歌。从小的贫苦，使得他意志坚强，吃苦耐劳。读大学的时候，连一份肉菜也舍不得吃。这种苦难中磨炼出来的坚强，一直保留到今天。哪怕外面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只守护着心中的信念。西北人的厚道，让他一向以诚待人，哪怕忠言逆耳。男人的智慧、勇敢、真诚、坚强，在众多的事例中，也被张老师用言行阐述得无以加复。黄土高原，那就是张老师厚实的胸膛！
……
六十多年前，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的最后，提出了一种精神，表达了一种人格，那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今天，这话，要送给张老师，虽说今天的中国学者，已经没有多少人够这个资格了，但是，我们敬爱的张老师，受之无愧！
北京大学职业生涯促进协会
二零零七年教师节深夜于燕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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