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领导人在论述经济问题时，开始经常使用一个词汇“新常态”。那意思是说，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将告别过去两位数的增长率，而进入一个中速发展的新阶段，同时伴随艰难的经济结构调整；全国上下应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并逐渐调整心态、思维和行为方式。
其实，仔细观察分析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乃至对外关系，人们可以发现，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常态”不但在经济领域里来临，而且几乎全方位地迫近中国的方方面面。只不过在现阶段，中国比较多地认识“新常态”仅仅是在经济领域，而没有意识到在其他一系列领域里的相同趋势。
首先，从时间上也许是个巧合：2014年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35周年；再过35周年，恰好是2049年，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
过去35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也带来了许多因成就而带来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无论是国内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抑或是对外关系中的许多矛盾，都在过去35年里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时至今日，这些问题都到了需要转型的临界点。
经济领域的转型来得比较快，比较直观，“经济增速的换档期，调整改革的阵痛期，前期经济刺激措施的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效应”，是对这一状态的比较合适的描述。
其他领域中，对中国内外的人们冲击比较大的，是中国的对外关系。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中国对外关系也在面临微妙的转型。只不过，现阶段中国的人们似乎还无法准确定位这一转型的走向和尺度，中国外部的人们对此也就更为莫衷一是。
未来的35年，也就是从2014年到2049年的这35年，将是中国在“新常态”中，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寻求发展的阶段。但究竟如何定义已经或即将来临的“新常态”？如何准确区分“旧常态”与“新常态”之间的差异？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衔接？更重要的是，如何把握新旧转型之间的“度”，并避免出现其间的思维和行为盲点？这是今天和未来中国面临的挑战。
如前所述，经济领域从“旧常态”到“新常态”的过渡，相对比较容易把握，其研判指标都是相对硬性的：原有的廉价生产要素的消失，本身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凸显，经济下行的重大压力，在在都提示人们，“旧常态”已经过去，“新常态”已经来临，人们必须迅速调整思路，应对“新常态”下的挑战，即便这些挑战本身也是难度极高。
然而，更难的却是在其他领域里对“新常态”的认知和界定，对外关系尤其如此。毋庸置疑，中国对外关系近年发生了几近质变的变化，其特征是：一、外部压力上升（包括领土领海、资源、国际责任和大国定位调整等）；二、中国自身战略从“韬光养晦”向“更有作为”过渡，同时伴随以民间情绪的纷扰和激荡。
这些客观和主观的原因都是30年前，甚至15年前都不存在的。西方世界对中国，不再像30年前，甚至15年前那样愿意施以援手，因为那样做无异于更快地培养一个未来的对手；而中国对西方，似乎也不再像30年甚至15年前那样谦逊，因为中国不但在短短时间内走过了西方一、两百年的路程，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这过程中感受到了来自西方世界残留的傲慢，但却同时忽略了中国自身尚存的历史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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