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从反对“两个凡是”开始，到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结束；从反左开场，到反右收尾。这一重大变化标志着意识形态领域出现重大转折：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多的解冻期结束，冰河期重现。从此再无反左一说，毛泽东钦定的反右成为中共一以贯之的方针。2013年9月，
理论工作务虚会亲历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前研究员张显扬在共识网发表长文《“四项基本原则”的由来----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前前后后》，披露了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会议主持人胡耀邦则以“
让广大干部、广大人民来检验，过一段时间回头来看看，让历史来检验”委婉表示反对，而华国锋与叶剑英的原定讲话取消等真相。
张显扬最后指出，胡乔木"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迟早要从宪法上拿下来"这句话，“对中共当局来说，犹如出门听到乌鸦叫，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中共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现在五十岁以下的人，知道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恐怕不多。五十岁以上的人，即使当年有所耳闻，现在大多也淡忘了。
参加这个会议的人，有不少已经谢世，比如，王惠德先生、廖盖隆先生。王惠德曾经和于光远一起，担任过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我们称"双中锋"，廖盖隆是副所长。和我同组（第二组）的黎澍、范若愚、孟凡、温济泽等几位先生，也已经相继作古。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议当事人将越来越少。抢救这个会议的材料，已经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再不抢救，很多事情就湮灭了。经验告诉我们：好事湮灭了会失去榜样；坏事湮灭了会重蹈覆辙。一、会议印象
这个会议是在京西宾馆开的，我住宾馆九层，和王贵秀教授同屋。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同学，至今已是半个多世纪的老朋友。
1979年春节前夕，理论界一百六十多人，包括长期在中共党内做思想理论工作的老人，在京的理论、新闻、宣传、出版、教育、文学、艺术、经济、国防、外交等各界人士，以及各省、市、自治区来的联络员，济济一堂，在胡耀邦主持下，就中共建国三十年来理论宣传战线（那时人们习惯用"战线"这个词）的基本经验，以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开展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与会者心气很高，会议气氛热烈而轻松。
议程安排不是很紧，有点"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味道。看了不少电影，李小龙主演的《精武门》、苏联电影《这里黎明静悄悄》、日本电影《幸福的黄手帕》等，外面还没有放映，会上放映了。伙食也可以，六毛，八毛，一块五，自选标准，自掏腰包。那时物价便宜，八毛的伙食就相当不错了。
会议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令人鼓舞的气氛中进行的。凡是和中共建国以来的历史、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有关的事情，凡是和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时都这样称呼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指示、决策有关的事情，只要你想到而又想说的，都可以说。至于怎么说，说到什么程度，全凭各人自己把握，没有人给你划框框、定调调。而且，说什么简报上登什么，无需审查，也不作删改。
会议主要以组为单位进行。全体大会只开过四次：1月18日开幕式，胡耀邦作"引言"报告；3月28日第二阶段会议开始，胡耀邦讲会议议程；3月30日总结大会，邓小平讲话；4月3日全体会议，胡耀邦作"结束"讲话。
会上服务很周到。各组开会，都有专人记录。那时没有录音设备，全靠人记。会议一结束，记录稿就送到手上，记录质量很高。《人民日报》的一些记者、编辑，像李泽兰大姐，都是工作人员。中宣部的许多干部，也在会上服务。上午的发言，拿去《人民日报》排印，晚上就送回来。下午的发言，第二天开会就能见到。各组交流主要靠简报。此外，晚上休息的时候，还可以举办专题沙龙。贴一张告示(当时好像没有"海报"一说)，感兴趣的人就来参加，没有组别界限。我和王贵秀就举办过一次，请大家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研讨，发言非常热烈。
与会者都是中共党员，都是在党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从未见过、更没有参加过这样自由的会议。一些人不免心里打鼓。但是，年轻一点的，像严家其、王贵秀、郭罗基、牛欣芳我们这些人，既无政治经验，又无心底城府，根本没有考虑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只觉得从未有过的痛快，说话口无遮拦。当时我们都四十岁刚出头，严家其还不到四十岁。现在回想起来，真可谓不知天高地厚，结果，我们都为此而付出了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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