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代多行秦政制”，讲求“刑胜则民静”，以刚猛威断，儒法合流为治国法门。作为“西学东渐”产物的中共，其自1949年学习苏联所奠定的“性格”及毛泽东“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表现，让很多一直抱怀疑态度的知识分子，仍然用着谨慎的、看待封建皇朝的态度来审视中共。在他们中的很多人看来，过去半年，中国第五代领导集体的执政举措，尤其是在舆论监管和意识形态领域所表现出的强硬，似乎仍然没有摆脱“秦政”的理念，而中共高层今天所表现的这一切，是否是这种“专制文化基因”的外在表现。
中共正在试图摆脱毛时代遗留下来的“专制基因”
宏观观察者乐意从大历史的层面解读这一“威权主义”的表象。但见微知著，从更为细节的层面入手，亦能对当下中央集权有新的认知。据盘点，自6月中旬后，一批与习近平有关的理论书籍在全国范围内密集发行，在海外异见人士眼中，这种“献礼”就多少带有“专制”、“集权”、“赞颂皇权”的色彩。是中共部门还那样刻板，教条，连“献礼工程”都做得这样冷冰冰，没有人情味？还是异见人士太过杞人忧天，过于苛责？今日之中共，究竟有没有“专制”？如果有，那这种专制是一种手段，还是文化，分别又对中国有何影响，就值得戴上眼镜，细细剖析一番。剖析的结论就是当下中共决策层那些在外界眼中的“专政之举”更多时候恰恰是手段，并非文化。中央要实现那种对地方绝对权威，如柳宗元所言“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的关系，更多的也是手段，而非秦政那种“为了专制而专制”的文化。这是今日之中共与当年之中共最大的不同之处。献礼文化下的“另有特例”
通过两个月以来梳理发现，自6月之后，中共宣传系统和智囊机构多个部门，陆续发出各种文章赞颂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如6月23日，中宣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在全国发行。中宣部、中组部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部门认真组织好《读本》的学习。5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及《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三本书籍在全国发行。从6月16日开始，人民网所属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表“跟习近平学领导艺术”的系列特稿，并借网民之口歌颂习近平的“领袖范儿”。
为何仅仅通过宣传部门出了几本书，就推测习今天大权独揽呢？难道中共领导人就没有相关读本出版？当然有过，在中共对于领导人的塑造包装上，除了公众耳熟能详的在卸任之时会留下理论之外，还会出版相关语录和年表。而在执政时期，相关部门更多的是将总书记的某一次讲话整理出单行本公开发行供党员学习。例如胡锦涛时期的《在新形势下保持党的纯洁性----胡锦涛同志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读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胡锦涛同志“七一”重要讲话辅导读本》，江泽民时期《江泽民总书记“七一”讲话领导干部学习读本》，邓小平时期是例如《邓小平南巡讲话》。
像今天这样在第五代上任两年后就以“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形式发行的读本几乎没有先例，甚至毛泽东都未曾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如此高的威信。从习近平对于军队全方位的掌控，到中央巡视组视察地方被认为带有“封建色彩”的评论……这些举动背后的一个潜台词就是，今天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已经是完全掌握住了权力，如果说此前还在猜测或者预测他将会是承接毛、邓的领袖的话，那今天的各种现实已经将这种预测完整的展现了出来。
曾有“秦政”教训
在一些批判主义的历史学者眼中，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是一个依赖中央专制集权走到今天的国家，对于统治者来说，符合时代潮流的中央集权帮助他们建立起幅员广大的帝国，如汉，如唐。但是也有对“中央集权”理解错误的朝代为其所累，甚至因此遭遇了“亡国”。尤其在评价国祚仅仅15年的秦朝，有学者评论，秦始皇修筑了两条长城，一条是物质上的，一条是文化上的。这文化上的长城便是专制集权主义。君主手握赏罚二柄，大权集于一身。儒家也好，法家也罢，都在为专制集权主义作论证。特别是法家，以一整套驭臣防民之术，讲求“刑胜则民静”，以刚猛威断为治国法门。历代君主大多推崇“外儒内法”，从而儒法合流，构成中国专制主义的完备形态。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为历代皇朝所传承，正所谓“百代多行秦政制”。“秦政制”即集权制，概而言之，是双层次专制主义的全能国家体制：皇帝对于统治阶级的专制主义；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的专制主义。帝王掌控大臣与地方重臣的生、杀、富、贫、贵、贱等“六柄”之权。中央牢牢控制地方，地方完全听命中央，服从帝王旨意。如柳宗元所言，“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批判，再加上中共自1949年学习苏联所奠定的“性格”及一些表现，就导致直至今天仍有很多对于中共一直抱有怀疑态度的知识分子，仍然用着谨慎的、看待封建皇朝的态度来审视中共。在他们中的很多人看来，过去半年，中国第五代领导集体的执政举措，尤其是在舆论监管和意识形态领域所表现出的强硬，似乎仍然没有摆脱中央集权和威权主义的理念，而中共高层今天所表现的这一切似乎是这种“专制文化基因”的外在表现。
这种判断是否正确？且不说习今天是否在凭借着这种“文化基因”在做事，只论如今中共是否还应该有这种专制能够保证中共政权“永不变色”的论断，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尤其像文章开篇所说的那样对于某个领导人过度宣传的情况，更不应该出现。对此中共曾有过沉痛而深刻的教训。
以毛泽东为例，在他领导中国的年代，尤其是他的晚年，对于这种“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做法深信不疑。可以说，熟读二十四史的毛泽东，在晚年就有着浓厚的“专制文化基因”。虽然他对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但是“东方红、太阳升，东方出了个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年代已经过去1981年由邓小平一手推动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对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有了明确的定位，而民间对于毛泽东“建国有功，执政有过，文革有罪”的评价也已深入人心。“毛泽东思想”不等同于“毛泽东”本人，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三大法宝在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可是毛泽东在建国后尤其是“文革”期间以“运动”、“权斗”、“阶级斗争”方式扰乱国本的事实毋庸置疑。毛泽东那种“党在国上、人在党上”的被推上神坛的教训，值得中共今天的执政者们吸取教训。保江山的“大考”
不同于毛泽东，当下中共决策层那些在外界眼中的“专政之举”更多时候恰恰是手段，而非文化，这也是今日之中共与当年之中共最大的不同之处。更何况无论是反腐，还是改革，都需要绝对的权力和权威性。例如在反腐上，习王一上任就强调“先治标，后治本”，先大抓特抓一批贪官污吏，再慢慢进行制度建设，将权力关在笼子里。“治标”的口号，实际上就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专制，让中纪委一个党内监察机构，来主导一个国家的反腐工作，也是一种专制，但这些都是手段，最终目的是为了建立起符合中国政治环境的防止腐败的制度。
在军事上，习自上任之后，就迅速开始加强自己作为军委主席对于军方的控制力。从2012年12月5日会见二炮党代会代表开始，至2013年2月前往酒泉卫星中心接见驻兰州部队师以上干部，习在短短百日内完成了对全部武装力量的视察。期间更是强调军队要“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可见习对加强军队控制力的重视程度。这也被外界视为专制，但是若没有这些手段，中国对外面临美国、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挑衅何以自处，对内又如何能够“快刀斩乱麻”的拿下位居高层的徐才厚和谷俊山？
在组织人事上，习近平启用了中组部副部长陈希、中办副主任丁薛祥、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张又侠等一批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官员，这也被批评为“任人唯贤”的举动，但也可以理解为“任人不避亲”。如果没有这些“亲信”的辅佐帮扶，习又怎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自己的权威，让反腐成为大势，让改革再度起航？
当然，“专制”就是“专制”，即使是“人民民主专制”，也肯定会伤害一些被认为是“非人民”人群的利益，更遑论中间存在着中共一直有“歪嘴和尚念错经”的情况。例如言论上在这一段时期的不断收紧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恰恰也是外界抨击最多的地方，可见这种管理手段的“点到为止”的重要性。
那为何中共第五代要如此树立一个人的领袖定位，并以“专政”的手段来治理这个国家，这或许还是源自于习近平自身对于中共是否会“亡党亡国”的担忧，对于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顾忌。反腐的目的是党建，而党建的最终目的就是保证中共能够继续健康的存在并执掌中国，给中国人民更多的实惠让他们认可中共，这是这两年高层轰轰烈烈推行一项项举措的题中之义。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以理论型政党自居的中共，自1921年7月建党、1949年建政之后，就一直试图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寻找源泉和基石，为自己一党执政寻找合法性所在，从最初的“人民民主专政”到后来的“三个代表”，皆是如此。当封建社会“父传子、家天下”的执政基础逐渐散去之后，中共首先通过宪法和党章规定，试图在民众之间树立这样一种观念----作为领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政党，中共也应该继续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共产主义。在江泽民时代，由王沪宁一手起草的“三个代表”将这种统治的合法性继续加以阐述，其表达的核心含义在于“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而中共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应该由中共来执政”。但是不得不承认，中共骨子里实际上一直是个“实用主义”、“实践主义”政党，从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到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共执政恰恰源于和他们将理论文化与中国实践的结合，他们手段的与时俱进，这才是“三个自信”的来源，而非秦始皇、朱元璋那样的为了专制而专制的“帝王思想”。
邓小平：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
如前文所说，对于变通的中国人来说，尤其是那些有着洞穿历史眼光的领袖，在他们看来，“专制”和“集权”有时更多的是一种手段，而非“本能”。这种典型代表除了习近平，更有邓小平的经验在前。今天所有人对于邓小平的赞扬源自于他“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身份，批判则集中于对“六四事件”的处理。不过要认识到的一点是，在面临保守派回潮，改革可能中途夭折的危险时，正是邓小平，顶着“六四事件”后的各方压力，在1991年举家南巡，一力推动改革的继续。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以一人之力自上而下推动某个重大政策的做法不是集权吗？当然是，毕竟在1989年赵紫阳就已经将邓小平仍是中国最高决策者的消息透露给了全世界。但是这种集权是错误的吗？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这一次南巡，没有“谁不改革就让谁下台”的口号，中国恐怕早已再次回到闭关锁国的计划经济年代了。
邓在1926年的课堂作业中写道，“集中的权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这恰恰是邓小平与毛泽东的不同，他将专制和集权当做了手段，而非文化。手段意味着这只是为了达到目的的一种方式，结果才是最重要的。而文化则表明专制是发自本能的，即使是披上民主的外衣，仍然改变不了初衷。以此来看，如果在现有的选择下，无论是中共，还是民众，更应该选择的是手段，而对那种所谓的“秦政”文化，不遗余力的进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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