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披露，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6月13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这是习近平首次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亮相。至此，习近平已集党、政、军、外交、经济等大权于一身，担任包括深改组、国安组等多达七个领导小组的组长，而一些西方媒体喜欢用“控制权”来阐释习近平在多个领域的“小组长角色”。
恰好就在不久前，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召集八省省长进京述职的新闻也曾引起多种解读，这种类似中国古代帝王在固定的时间召集诸侯进京述职的形式，亦被部分媒体称为中央集权的典型符号。
实际上，不管是习近平担任七个领导小组组长，还是八省长进京述职，习近平的“强权”、中央的“集权”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都有了完全不同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习近平对中央和地方的管理关系上的重新模拟，是吸取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智慧和现代管理学之后形成的中央和地方分工统筹的关系。而所谓“集权”，不是“集中”，甚至超越了“集体”领导，体现了“集合”的概念，它推翻了中国官僚体制里“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绝对上下级关系，强调了中央分工和地方分工的对应关系，这在被强化的“小组”概念里尤为突出，当然，在这期间亦巩固了习近平的“一号”权威。这种新的管理手法，无疑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组成领域。
权力的集合与分散
近日关于习近平“集权”的舆论又甚嚣尘上，缘由无非是习近平强势地担任了七个领导小组组长，政治局七常委如今几乎是“只见一人”，上届政府时地方大员政治活跃的现象更是不再，有外媒感叹，习近平巩固权力的速度比人们预期得更快。
尽管习近平在国际上都风头无二，但是泱泱中国内政的复杂性远不是一个“集权”能够解决。正如中共所一直强调的，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容易改的地方都改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都是攻坚战，而“政令不出中南海”又是中央、地方脱节已久的典型反映。如何既能强化中央权威，推动改革进入深水区，又能保持地方活力，改善双方的非合作性利益博弈，实在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要开出的药方。从近期中央的一系列动作来看，习近平在优化中央和地方关系上正在逐步建立新规矩，通过“辩证强权”的方式，或者按照媒体通用的“集权”的说法----“辩证集权”的方式来化解国家治理中的矛盾。所谓“辩证集权”，其实包含了“集权”和“分权”两个方面。首先，“集权”的“集”，并非是将权力“集中”在一人手里，甚至也不是中共现在所说的“集体领导”----即将权力集中在一群人手里，而是更类似于数学中“集合”的概念，例如现在的“领导小组”。过去虽然也有不同的“领导小组”，但在组织协调性方面，尤其是在政策决定方面的作用并不突出，而本届政府治下的“领导小组”作用却被强化很多，其一，重要小组的组长均由党政“一把手”习近平挑梁担任，这决定了其高规格；其二，在对外宣传上，一些重要的政治决策直接说是小组讨论决定，强调了小组的决策作用；其三，一些小组成员名单不透明，其神秘性引发了外界的好奇心，无形中扩大了影响力；其四，也是最能体现权力“集合”概念的，不同的小组成员由不同领域的关键管理职位的人员组成，很多还横跨了党、政、军三大系统，明显超出了七常委的范围。
由此看来，“领导小组”的集合性及管理覆盖领域非常广泛，同时，由于“领导小组”属于顶层设计，诸多的参与者将集体智慧都集中在一个“大脑”里，避免政出多门的紊乱，因此，习近平在诸多小组里担任小组长，就是保证了最终的决策是“政出一门”，使得中央的权力得到很大程度上的强化。习近平本人显然也在这个过程中极大地巩固了自己的权威。
而在“分权”方面，由于各个小组成员包含多个关键职位的官员，显然是体现了“分工”的概念。例如，深改组全部组成人员共有43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任组长，总理李克强、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副总理张高丽分任副组长，四人构成深改组最高指挥决策层，小组办公室设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简称政研室），由政研室主任王沪宁任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马凯、汪洋、周小川、楼继伟等人入局。显然，在政策执行层面上，参与者数量的增加将有利于政策顺利向前推进。
同理，李克强召八省长进京述职，显然并不同于封建帝王时期每年召诸侯或外派官员三拜九叩进京述职。央视新闻显示，6月6日的经济工作座谈会上，八省市政府负责人坐在会议室最内侧的椭圆形桌旁依次发言，李克强坐在圆桌的一头。而圆桌外围，则是来自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从组织形式来看，圆桌会议代表着“平等交流、意见开放”，是现代管理中重要的平等协商的形式，在中国的政治会议上，这也很好地体现了“集权”和“分权”的辩证关系。习近平的“新规矩”
习近平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无疑是继“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但前边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现代化，都有着明确而具体的领域，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则颇为抽象。中国单一制政体在国际上一直颇受非议，这个由共产党掌权的红色大国更是让西方世界国家在意识形态上难以接受，中国的国家治理无史可鉴、无例可循，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出了改革开放之路，使得他以国家总设计师的身份青史留名。习近平虽算是于盛世中接班，但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深化改革需要他在旧的治理体制上进行结构并重构一套新的规矩。
在结构和重构的过程中，优化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建立长治久安的新管理思维，是国家在内政治理方面要开出的第一张药方。而上文所述的“辩证集权”概念，即是习近平的新尝试。尽管在形式上并无创新，“领导小组”、“进京述职”等均是之前就有，但习近平明显从内部改造了这些形式的内涵，他吸取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智慧和现代企业管理学，并将二者进行融合，从而形成了中央和地方之间新的分工统筹关系。这种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遏制“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痼疾，强化中央权威，保证上情下达，另一方面还可以保持地方执政的灵活性，不会被中央威权所压制。
而从全球视野来看，西方国家的纵向府际关系改革为中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超越集权与分权，更加关注中央与地方的合权共享、责任共担以及互动合作，成为现代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向。它突破了仅仅将央、地关系视为一种上下级权力分割的静态关系，强调了在权力共享与双向互动基础上的治理过程的构建及其实现。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超越传统的集权与分权思路，构建中央与地方的协作关系意味着新的治理模式的变革与重塑。
当然，更重要的是，通过重新界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将会为下一步深水区的改革铺垫道路。改革需要中央集权，这几乎已经成为海内外中国学者的共识，而同时地方的配合执行将会得到较好的贯彻。当中央和地方的“集权”和“分工”关系确定下来，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以及激发出的活力创新，将带领中国再向上迈一大步，习近平取得国家治理总工程师的桂冠恐怕亦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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