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尝试过在公众场合为自己辩解；她尝试过与世隔绝的生活；她还曾经背井离乡搬去英国生活，她也想像普通人一样找一份平凡的工作。但是她与克林顿的那段桃色绯闻一直是她挥之不去的梦魇，不管她到哪儿都会如影随形。在将近10年的刻意避开公众的生活之后，莫妮卡-莱温斯基终于再次发声了：她渴望通过批判互联网对人们隐私造成的侵犯以及公众对一切漠不关心的看客态度，来帮助那些跟她处于一样境地的年轻人。
莫妮卡·莱温斯
“有人说你是美国口交女王，你怎么看？”
那是2001年年初，我当时正坐在纽约库伯联合学院的演播厅，为HBO录制一档问答节目。作为当天的主角，当我听到这个问题时，简直吓蒙了。
当时注视着我的有数百名观众，其中大多数是学生，他们听见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都惊讶得张开了嘴。他们也很想知道我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我参加那档节目的录制，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和大家一起回顾“实习门”，而是为了让人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一些更有意义的问题上去。“实习门”的调查和在对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Clinton）的弹劾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政治和司法问题。但人们却忽视了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人们似乎都对更深层次的问题漠不关心，比如说我们的个人隐私在公共场所不断遭到侵犯，政治和媒体领域里的男女平等问题，还有一些法律的漏洞，例如父母和孩子本来就不应该在法庭作对彼此不利的证明。我真是太天真了。
我听到观众席里有人倒吸了一口冷气，还有人在小声议论着什么。还有许多面无表情的人对我喊：“不要回答！”
“我觉得这么说很伤人，也很侮辱人。”我鼓起勇气，故作镇定地说道。“这样说既侮辱了我个人，也侮辱了我的家人。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一下子变得和口交有关了。我真的不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而出现这样的结果，大概是因为我们本来就生活在一个男权主义的社会里。”
我直直地盯着那个一边笑一边问我这个问题的人。“也许你能够泰然自若地回答这个问题。”我停了一会儿，继续说：“但我在经历了这样的问答之后，可能又要接受一年的心理治疗了。”
你们也许会说我一开始同意参加HBO的《黑白莫妮卡》就是把自己送到公众面前再一次接受所有人的羞辱。你们甚至会觉得我现在已经对那样的羞辱习以为常了。这一次在库伯联合学院的遭遇，与之前那一份肯尼斯·斯塔尔（KennethStarr）经过一系列对克林顿白宫进行独立调查所完成的长达445页的《斯塔尔报告》相比，确实算不了什么。那份报告里，还描写了关于我的性行为，还有许多我与别人私下对话录音的文本记录。但是在录影结束，观众都离开之后，关于“口交女王”的问题----这个问题在2002年HBO的节目里播出过----仍然在我心里挥散不去。
确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人们把重点放在我与克林顿的婚外情上。但我从来没有像这样，与别人一对一地对峙，愚蠢地去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无意间将自己带回公众的视野，试着向所有人讲述真相，造成的后果就是，自己成了小说中千夫所指的荡妇，胸前还刺着一个红字“A”。
要是那一次在库伯联合学院录制的节目是发生在到处都充斥着社交媒体的今天的话，我将会遭受更彻底的羞辱。那段视频一定会在Twitter、YouTube、Facebook、TMZ、Gawker上疯转。这颗毒瘤会在《每日野兽》（DailyBeast）和《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Post）上被不断地提到。而且，这还不够。在无孔不入的互联网的帮助下，12年后的今天，你们还可以在YouTube上反复看这段视频，看上一整天（但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去做点儿更有意义的事情）。
我知道，在公众面前丢脸这件事情上，我并不是第一个人。似乎每一个人都难逃互联网的监视与责难，那些流言、半真半假的传言、谎言就是在互联网上渐渐滋生的。借历史学家尼克劳斯·米尔斯（NicolausMills）的话来说，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羞辱文化”，这样的文化不仅陶醉于幸灾乐祸，还对那些善于羞辱他人的人进行嘉奖。这一点从那些狗仔队、花边新闻的访问量、深夜秀的收视率、偷拍视频的点击率中就可以看到。是的，因为互联网，我们彼此之间都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可以在推特上向所有人发布革命的进程，也可以记录或大或小的成就。但我们同时也被困在了诽谤和中伤的恶性循环中，事实上，我们既是犯罪者也是受害者。也许我们的社会本没有这么残忍----尽管我们现在时常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互联网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些电子设备给我们带来的快捷和方便也让我们变得更加冷漠、刻薄。就在我尝尽了生活中的各种屈辱之后，我也不得不惊叹于人们对这种文化的习惯和喜爱。
就我个人而言，每有一个网友点开那段视频，我就会感受到屈辱又在我的全身游走了一次，尽管我是那么努力地想要回避那段往事，它还是不停地回到我的脑海中：我，美国口交女王。“那个”实习生。那个泼妇。或者说，用我们的第42任总统的话来说，我就是“那个”女人。
你们或许都不会意识到，我其实和你们一样，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
1998年，当我和比尔·克林顿的丑闻被爆出来的时候，我简直就是全世界最丢脸的人。特别是《德拉吉报道》（DrudgeReport），它让我成为了第一个在互联网上被世界上所有人一起羞辱的人。
许多年以来，我尝试在时尚配件行业施展拳脚，并且参与了一些媒体项目，包括HBO的纪录片。其他时间里，我尽量低调做人。（上一次我同意接受采访还是10年前。）毕竟，就算我稍微高调一点点儿，也会被人们说成是想要借机炒作自己本来就坏的名声。很显然，别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评论我，都没有错，而我要是想为自己稍微辩解一下，就会饱受指摘。我拒绝了可能给我带来1000万美元收入的工作机会，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该做的事情。这么长时间以来，媒体并不再像以前那样疯狂地挖我的消息，但就在我想要翻篇向前走的时候，他们并没有。
与此同时，我也亲眼看着周围朋友们的生活一步步向前进。结婚、生子、学位。（再婚、更多的孩子、更多的学位。）于是我决定要翻开自己人生的新章节，我要去上研究生院。
我飞到英格兰是为了去深造、挑战自我、重新认识自我，同时也是为了逃避各种目光。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和同学们都非常好----他们很友好，也懂得尊重别人。在伦敦，没有太多人认识我，大概是因为我大部分时间不是在上课就是泡在图书馆里看书。
2006年，我获得了社会心理学硕士学位，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探究司法中的偏见----论审前公众曝光和第三者效应”。有时我会自嘲，说自己用蓝裙子换来了蓝袜子，而在伦敦取得的硕士学位又给我的人生添上了精彩的一笔。当然，我也希望，它能够为我的人生开启另一扇大门，让我从此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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