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已被习近平一代所继承。许多人仍然记得，被称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曾以评价毛泽东、否定文革、讨论真理标准的思想解放引领改革开放，也在不久前被冠以“顶层设计师”名号的习近平在深化改革开放之前的着手却大不相同，提出两个不能否定、网络媒体整顿、剑指意识形态渗透。一张一弛的背后是两个时代的巨大差距。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由于中共执政后主要承袭苏联体制模式和意识形态，邓小平改革开放被认为是一场去苏联化运动。而在30多年对外开放之后，思想舆论界出现趋向美国政治体制和价值观的强大力量，深感执政危机的领导者展开了一场全面去美国化运动。经过百余年的历史探索之后，执政者或许意识到，对于自己立足的中国来说，美苏都是一种“乌托邦”。治国近两年后，习近平领衔的全面深化改革主题基本已经明确：中国改革事业和发展方向不能左顾右盼，全盘照搬，他人的经验和教训都只能提供借鉴，中国只能立足于自己本体实际的基础上并且更多地向自己历史取经而继续向前。
习近平继承邓小平“去苏联化”
大航海时代催生的全球化开启了整个世界迈向现代文明的征程，数百年之后主要形成了两种制度模式，一是以美欧为代表的多党民主制衡模式，一是以苏联为代表的一党执政集权模式。中共建立的源头是俄国共产党（也即布尔什维克，后来的苏联共产党），思想理论和组织架构均直接源自后者。
中共通过近30年革命斗争夺得中国政权，得益于列宁式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宣传动员能力，更重要的是立足于中国实践对苏联经验的批判吸收。从“农村包围城市”、“新民主主义”、改革开放，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共将其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对于中共执政后的中国政体的衍变或可理解为“去苏联化”。中共执政前夕曾派遣刘少奇北上苏联，考察学习其政治制度，将苏联模式在中国复制。虽然毛泽东执政20余年间中国治国理政已经表现出了较强的独立性，甚至在外交中两个拳头打人，与苏联对抗，但就中共组织形态和国家体制来说，与苏联并无太大差异。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在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时代才真正开始了去苏联化改革。邓的改革重点是经济领域从计划经济的市场化方向改革。相对而言，在“六四事件”之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管理等方面的改革明显迟滞。
不久前社科院被中纪委指责存在意识形态四大问题，唐荆陵被捕和新余案重判，全国律协联手公检法整顿律师队伍，国安委在全国范围彻查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也被很多人归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再次发力，反映了中共内部相当多的管理者仍然存在苏联式的意识形态思维。如果稍往前推，政法系统权力膨胀，以薄熙来唱红打黑为代表的文革回潮，都带有明显的苏联印迹。
中共官场文化有一种宁左勿右的传统。在处理一些重大的、突发性事件或是新事物时，相关负责人习惯使用刻板的、守旧的、严厉的态度和手法对待处理。尤其是在沉闷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文化领域，稍有异于传统的苗头就有可能触动管理者的敏感神经，政治体制层面的创新改革更是无从谈起。政治正确的高压线使得一线工作者备感压抑。
习近平一代领导层确定市场在经济中的决定地位，政法系统被降格，司法和纪检系统改革，对中央和地方权力谱系的重新调整，各项改革小组相继筹立。除了在经济领域的深化，其在政治层面的着手被认为或将重启已经原地踏步近20年的去苏联化政改。那么，邓小平改革开放事业也将得到后人的继承和强力推进。不过，这种政改并非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所期待的面向美国等国家形态的改革。
美国几成舆论“理想国” 习近平急去美国化
邓小平改革阻力主要来自僵化体制和保守意识形态的束缚，因此以一场思想解放引领改革实践。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和对毛泽东的迷信，通过历史决议否定文革、摆脱历史束缚而轻装前进。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的成就被很多人归因于去苏联化的成功，而要解决当前积聚的各种问题，取得更大的发展，就必须转变成为之前与苏联对立的美国模式。即使是在中共内部也不乏对美国体制心向往之的官员。这种对美国的倾向和崇拜在民间社会和知识分子中体现得尤为强烈，而且与底层反体制的民粹主义合流，形成一种“唯美国论”的舆论氛围。观察中国网络舆论和政治思想状态，美国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在近些年中成为当之无愧的显学。政论者在分析中国问题时习惯性地想到美国，习惯性地用美国思维来分析中国问题，习惯性地对比中美两国的巨大差异。美国几乎已经成为很多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国”和“乌托邦”，美国的多党制、联邦制、三权分立等制度模式几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中国甚至出现了一批以实现美国民主制度为目标的体制对抗者。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中国存在着一股非常强大的对太平洋彼岸美国的趋向力量。在中国已经因腐败、贫富差距、特权等问题而焦头烂额的情况下，这种向外倾向进一步加重了其执政危机。
江胡两代虽然也有刘晓波的被捕，但中国意识形态管理并未有现在这般紧张。各种思想交流碰撞，火花四溅，左右同时与民粹主义合流而势同水火，咒骂、约架、反体制力量组织化等等乱象纷呈。相对来说，扛起美国化旗帜的阵营力量在膨胀，而另一方一般是扮演了攻击美国化和捍卫执政党正统或中央的角色，因而可被视为是针对对方的一种反弹。
中共新一届领导层上位以来，中国的国内外施政战略出现一个十分明确的主题：去美国化。多维新闻已有多篇文章分析认为，当下中国执政者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去美国化”，这体现在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领域。政治上坚持中国原有主体架构，在意识形态领域与美国展开针锋相对的交火。拓展国际政经新格局时有意减少和排斥美国领导力、影响力或遏制力。身在中国者能够直观感受到的就是中共在思想舆论环境方面的动作，包括习近平提出“两个不能否定”，网络整顿，意识形态管理趋于紧张。这些清理社会“杂音”、“异见”的举动，其实也是在“去美国化”，是对过去数年间向美趋势的强硬回答。
事实上，世界上只有一个美国。除了苏联等集权国家以外，还有着很多符合民主定义的国家，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成为了现代化的国家。西欧的英、德、法以及东亚日韩的政体都明显与美国不同。美国在中国舆论中“一家独大”，主要原因或许是因为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民众生活水平和权利实现程度也明显高于中国。中国人对美国的向往不仅是因为美国的“好”，主要因为实是中国自身的“不好”。
而在执政者看来，中美之间确实有差距，但这是因为发展阶段的不同。美国与中国国情大不相同，美国制度不适用于中国。由发生阿拉伯之春的国家教训来看，中国贸然照搬美国体制必然会导致国家失序和长期动荡。因此，中国必须以中共的持续执政保障稳定，以持续高速健康发展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不止在经济，在国家实力、民生、法治等方面超越美国来证明自身的优越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或许就是超越美国之梦。为此，全面深化改革与邓小平当年改革开放一样极为必要和紧迫。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中国曾经不止一次创造过辉煌灿烂的文明，改革开放后又一次强势崛起。中华文化的韧性代表了复兴的能力和可能。不可否认，苏联失败和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这一对立面的存在，包括二者的军备竞赛、地盘争夺、相互渗透和颠覆活动等，但决定性因素确是其内部弊端的积重难返。美国确实是时下最令人羡慕的国家，但是如果中国照搬其国家制度，如何控制辖下地区堪称一国的各路诸侯？如何应对文革复辟和民粹主义？如何抵抗美国基于国家利益联手他国发起的遏制？
习式思想解放：中国化
中国百余年近代史历经坎坷磨难，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强大、生活富足成为中国人的共识。从战火中走出的中共以苏联模式建国，又以美国等西方国家普遍奉行的市场经济推动改革开放。在前一阶段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灾难，但是在国防重工和部分尖端科技方面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套完整国家体制；而后一阶段30年则证明这一体制仍然存在较强的自我调整能力，并且表现出了不同一般的推动发展的能力。这也就决定了去苏联化不会是将原苏联有的因素完全抛弃，而只会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改革调整。中国体制的变化是改革幅度的差别，而不会是推倒重来。
同样，去美国化也并不是意味着对美国元素的完全排斥。虽然美国的一整套民主制度不能被完全套用，但是其制度架构的核心精神：民主、权力制衡、法治，乃至中国少有的言论自由、平等和选举，的的确确都是现代文明的基石。只是在中共决策者看来，中国的发展需要很长的时间，必须分为不同的阶段，必须确保秩序和稳定。所以，与其说是美国化，毋宁说是“现代化”。就像邓小平南方讲话时所称，“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因此，不论是去苏联化还是去美国化，都必须做好取舍，慎之又慎。但是由当前的操作来看，前者因为涉及到体制改革而十分稳健，但后者针对思想舆论和体制外个人却过于粗暴、草率，且有扩大化之嫌。能不能去美国化时避免苏联式管控手法再现，是执政者面临的考验。
既然要同时“去苏联化”和“去美国化”，那么，作为尚在转型国家的中国又要往何处去？近年来有转盛迹象的儒学学者认为，执政党已经开始汲取中国历史文化的价值资源，继承中华文明，这意味着执政党政治文化或将“再中国化”。习近平在过去一年中考察山东曲阜孔子学院，探访国学学者汤一介，在对外场合中着意强调中华文明的渊源、特殊和价值，似乎都印证了其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视。然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将会以儒家所期待的某种形式呈现。任何一个国家到了今天中国的境况，都需要正本清源，中国发展突出中国本体、中国实际、中国实践乃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历史定位。邓小平以思想解放引领改革开放，当下的中国也需要一次思想解放。这一次的解放将是摆脱对苏联或美国的迷信和崇拜，以中国实践为基础继续改革下去。形成了这样的思想共识，才有望形成改革合力，民族复兴也就不会是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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