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一年日本纪念“终战”的时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虽然拿定主意，决意不去靖国神社，但他的祭品已经送到，他的阁僚们也大都前往。在日本“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开始后，所有人都忘记了这一天原本的意义何在：似乎69年前的日本仅仅只是向美、英两国宣告停战，日本天皇的诏书更意外宣告了这点。对于自2012年以来就要求从历史与法理让日本面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北京来说，这一现实虽说早已在意料之中，但仍不免显得有几分沮丧。
中国在2014年面对日本所展开的历史宣传攻势已经相当强烈，从“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申遗开始，北京要求日本正视历史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减弱过，到15日当天，北京已一口气公布45名战犯的罪行。但外界也不难发现其中的诡吊之处，北京虽然宣传的卖力，外界也首次见识到中方握有的很多罕见信息，更对日本法西斯的残忍横暴之处颇为侧目，但究其影响力，却也不难发现此举对于日本民众效果到底有限。
日本近年来军力不断增强，但已经很少有人还记得该国是如何以投降的方式退出二战的
北京的“战犯宣传”开始之后，英文媒体上大多可以见到很多用户名拼写酷似日本假名的评论，称“北京逼供”致使相关当事人“被洗脑”，以致写下如许内容。这种“读者评论”颇能说明问题：日本一般民众对于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并不热心甚至不肯接受，只愿接受该国作为“受害者”的历史。
目前，中国民间外交已经在类似途径上碰壁多次，就在8月9日，更有一批南京的大屠杀研究者在名古屋的展览中遭遇门可罗雀的境地。尽管中方为了这场展览精心准备了数十张照片，并特意做好考据工作，以确保展出过程中的无懈可击，但参观展览的日本年轻人对此竟不屑一顾。分析人士指出，尽管中方未能在宣传工作中“让加害国民众了解受害国民众的愿望”，但日本市民在历史问题上的选择性记忆也是不容忽视的，这种态度更让该国对于历史有些选择性的遗忘，近期中左翼大报《朝日新闻》否定以往的慰安妇报道正是其中绝好例子。
当然，日本民众在历史上的选择性问题终究是有根源可循的，这一点就要从该国投降时的纲领性文件《终战诏书》说起，这份文件虽然在中国国内长期以来被称为是《日本投降诏书》，但环顾全文上下，任何人都无法从中寻得半个与“降伏”有关的字眼。而日本“结束二战”的理由更与投降全然无关。在这份军部和日本政要联手起草的文件中，除去“战局并未好转”外，让东京的法西斯分子最为胆寒的莫过于“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即美国丢在长崎与广岛的两枚原子弹，他们也因此谈起日本“民族之灭亡”，担心第三颗原子弹落在东京，这才开始考虑接受《波茨坦公告》，至于日本曾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民众施加的战争暴行，则全然不见其踪影。
事实上，尽管日本宣称接受“美英中苏”四国的联合公告，但作为日本国家象征的“天皇”早就指出，整场二战中，他并不是“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而日方的诉求仅在于“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以此竟专门向美英宣战，至于其中的“穷兵黩武主义”，就已被隐藏了起来。
此外，日皇虽对“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显现出“五脏为之俱裂”的哀痛，但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的最后几天，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高层显然是难以想象到自己的受害者曾面临过何等的惨苦。而当如此的文件成为了日本战后国际关系的基础时，又怎能相信他们会正确对待日本的战争罪行呢？
更为糟糕的是，当日本在如此的投降宣告中迎接二战结束后，伴随着远东国际法庭吊死东条英机（Hideki Tojo）等一干军部的罪魁恶首，日本二战的最大指挥者----裕仁（Hirohito）却逃过了绞刑架的审判，尽管他才是《波茨坦公告》中谈及的领导者，美国也将其从“现人神”的神坛上拖了下来，掼在尘埃，但日皇的漏网就已经给了日本大谈“终战”的机会，而日本这一毫无悔罪之意，仅愿保存国民残生的的投降书竟也就由此成了战后历代要人时时感念的对象。
于是，当日本民众对日本“迷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的二战仅仅报以“终战”的纪念，同时痛悼为盟军枪炮炸弹所击毙的各色人等时，这等纪念本身的存在就已经充满了诡吊。这种纪念骨子里并无悔罪之意，更可算对于曾经“万世一系”的日本“皇统”的变相怀念，很显然，在这种想法根深蒂固之际，外界的何等声音都是难于入耳的。北京在此前的战犯宣传等尝试就难免会有所成效，而从这点看去，要让日本从上到下对于二战罪行有所感念，或许终究还是得用些雷霆手段才好。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