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胡习两代领导集体在承前启后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概念，也即后来被宣传工作者奉若圭臬的“三个自信”。这被认为是中共在执政60余年和改革开放30余年后的一种自我认知和评价。在其他国家纷纷发展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之际，中国经济问题和国际影响力强势崛起、“这边风独好”的态势是这种自信生成的催化剂。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但是相对来说，除了道路自信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外，理论方面的匮乏、混乱和制度方面的严重缺位、不完善，使得宣传者在向外人喊出“自信”时颇感底气不足。“三个自信”对于决策者巩固执政、稳定“军心”、为改革擂鼓助威方面确有一定的短期效果，但是如果在制度和理论创新和架构跟不上，难免有沦为种自我吹嘘、自我麻醉之虞，反受其害。在改革尚未铺展之时，中共或需降低对“三个自信”宣传的声调，把重心放在揭示体制顽疾、探索理论创新上面，为改革出谋划策、积蓄力量。
国外动乱催生中共道路自信
中共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十分自信的政党，在早期堪称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中也保持着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并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推翻和取代国民党统治。这种乐观情绪在其执政以后也得到延续。中共在国内发起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对外发动抗美援朝战争，奉行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无不体现了这种具有鲜明毛泽东和共产主义色彩的浪漫主义或者说是狂想主义。这一执政风格就是一种自信的体现，既有执政者对自我权力的自信，也有执政团队对自身国家体系、道路和价值观的自信。
成长于毛泽东时期的习近平成为中共新时期领导人以来，其务实而不乏强硬的执政风格被很多人视为带有浓重的毛泽东色彩。胡锦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习近平提出的“三个自信”，似乎进一步证实了这种猜测。中共中央和习近平的集权，反腐整风自我动刀做“外科手术”，意识形态领域多轮次整顿，在钓鱼岛和南海军事动作渐趋强硬，四面出击“只做不说”反击美国遏制，体现出习近平式的自信。不过，中共在道路、理论和制度三方面是否真的“自信”，或者说是否应当自信，却还需另说。“三个自信”中“道路自信”的并非空中楼阁，尤其是近几年在与其他国家地区进行对比，似乎更能凸显其道路正确性。经济危机与政治动荡一向为共产党国家所诟病，并被视为其优越性所在。近年来两轮经济危机使发展中国家遭受重创，在不同时期建成接近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伊拉克、泰国、台湾、乌克兰等国家因不同原因纷纷陷入动荡甚至分裂，与政局极其稳定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
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为依托的军事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增长，崛起之势几成必然，中共内部出现对自身道路的自信或自负也有其必然性。除了这种横向对比，与中共执政初期推倒重来和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的国家状况作纵向对比，也能够解释这种自信的由来。亮眼的GDP数字、规模巨大的国家财政、军事能力的不断加强、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也都为这种自信的产生作出的贡献。
一直有观察人士表示，不仅中国官民之间，国内外舆论对于中国发展的评价也有所不同。即使是在贫穷动荡的毛泽东时期，中国向外展示的强大武力和扩张性外交也征服了很多华人华侨，现在则尤甚之。然而，中国民间却始终酝酿着较为强烈的不满情绪。多年以来，贫富分化、腐败猖獗、特权横行、阶层固化、基层执政暴力化，无不对执政党构成严峻挑战。在面对这些棘手问题是，执政者如何谈及自信？于是也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对外自信、对内不自信，高层自信、基层不自信，搞理论的自信、搞实践的不自信，负责宏观决策的自信、负责补充细节的不自信的现象。
事实上，除了中共执政的中国大陆实现了稳定发展之外，同在东亚的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地区早已先行一步，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实现了公民权利、社会法治、民主政治制度架构和文化繁荣。如果说中共的自信源于与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的相对“成功”，那么“亚洲四小龙”就更有理由自信。也就是说，中共的自信其实主要体现在经济总量上，因而十分片面，是一种相对“自信”。其经济总量的单兵突进源于建立在忽略政治、社会、个人和文化基础上的片面和极端追求，由此积累的问题之严重复杂，引来越来越多的关于中国接近“临界值”的争论。
寻根究底，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来源于制度方面，尤其是政治制度层面的迟滞和不健全。“政令不出中南海”和地方诸侯问鼎中央代表的是高层权力架构失稳的危局，重庆打黑沦为“黑打”和政法系统扩权代表的是法治的严重滞后，腐败和“四风”横行代表的是官场文化的整体性堕落，唱红和频提“敌对势力”则代表了文革破坏思维旧旧根难除。诸多乱政导致失望、怨气、暴力层出不穷，执政者如何能够自信？理论宣传工作者的自信又从何而来？不久前中纪委剑指社科院存在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遭到境外势力渗透。其实，社科院最大的问题不在于走得太远，缺少管控，而恰恰在于多年来一直在原地踏步，管控太多而探索创新太少。观察宣传者的文章，往往会发现其用马列毛邓理论和讲话进行“乱伦式”相互论证；或是老调重弹、自说自话，令群众莫名其妙、大感无趣；或是对执政者只知歌功颂德，而对于民间关注的问题避重就轻，甚至根本不提。部分媒体甚至采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手法，看似实现了为党说话和为人民服务的统一，实则干扰了理性务实的执政理念，激化政治和社会矛盾。
“三个自信”勿成空谈 改革还需实干
其实，中共不仅有不该自信的方面，也有不自信的历史。例如，实干家邓小平在破除毛泽东时代旧体制旧思想，主持中国改革开放大棋的部署时就少有毛泽东式自信的显现。从安徽凤阳小岗村包产到户，到设立经济特区，再到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体现出的“摸着石头过河”思维显然不太符合自信的定义。另外，执政者一直压制或者说搁置对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等历史的重审和反思，持续至今的对异见人士的打压，也被认为是“不自信”的表现。
虽然在经历数十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共的经验教训已然相当丰富，其“摸石头过河”思想变为既摸石头又注重顶层设计，但是在面临类似邓小平改革压力的背景下，同样不应过于强调对自身制度和理论的自信和坚守。不然将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悖论，既然对制度自信，为何又要改革？既然对理论自信，为何又要理论创新？所以，对既有制度的自信有可能成为既得利益者的“口实”，转化为改革求变的阻力，
也有分析认为，中共高层提出“三个自信”，其实是在执政党面临严重执政危机的背景下做出的临时应对手法。这是主要针对党内的目标明确的宣传，目的是回答由外而内的对执政党合法性的质疑以稳定“军心”。日益深化的反腐行动不断揪出令人瞠目的腐败分子和行为，改革或将触及很多既得利益者的“蛋糕”，针对美国日趋激烈的反遏制反渗透，都可能使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受到冲击。因此中共也需提前打“预防针”，让那些被视为中共“中坚”的大多数廉洁和忠于中共的内部人士坚守立场和信仰。
即使如此，也应考虑到，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官场官员早已不是毛泽东时期的官员，虽然仍然服从党政组织的指导安排，但早已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对于“三个自信”的频繁而高调的宣传如果具有说服力尚且好说，但如果是空话连篇，说话人自己都不相信，只能使这种宣传工作出现反作用，被视为一种“不自信”的表现。说到底，“三个自信”只是一种态度和信仰，它不是一种观点、认识、理论、指导方针和价值观，存在的正当性有赖于足够的物质、实践、数据和逻辑的支撑。正如文革后中共过渡型领导人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一样，重要的不是应该相信什么，而在于相信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三个自信”是否应当，取决于当下的改革实践。如果于改革无利，不如适当降低宣传声调。政论者与其昂首挺胸、不厌其烦地强调“三个自信”，不如低下头来研究一些实际问题，提出一些具体的改革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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