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江泽民与西方接轨的“洋派”风格，也不同于胡锦涛传统的“士大夫”本色，习近平上任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通过在各领域的雷霆手段收揽并获得了属于他本人的赞誉。这种赞誉不是对其执政风格的归纳总结，而是对其“领袖”能力的认同，某种程度上已经比肩毛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领袖个人的认同甚至超过对中共执政党本身的认同。而且不独于国内，在国际外交层面，习近平的个人风格和清晰做派，尤其是在国家核心利益上决不妥协的姿态，令不少人认为他至少是一个可敬的对手。
习近平
有专门研究习近平个人的学者认为，从社会发展角度上，习近平正获得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在整合国民意志和价值观中，这种认同无疑对其巩固统治秩序，乃至主动化解一切挑战都是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假如将这种认同提升为对中共的整体认同，乃至国家意志，那么中共合法性将大大提升。当然，这并非是怂恿对习近平个人的神化崇拜，不论是中国国人还是中共本身都应警惕滑入个人崇拜的泥淖，殷鉴毕竟未远。
松绑中共执政风格 习近平个人人气大涨
习近平上任不足两年，成绩表现有目共睹。大力推行政府“放权”并抛出雄心勃勃的全面深化改革计划，尤其在反腐方面依靠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习近平接连刷新民众反腐期待，回击选择性反腐质疑，多有出彩之处。历史上由于吏治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不胜枚举，而自邓小平以来，中共领导人对于“腐败亡党亡国”的论述亦不绝于耳。习近平上任后发起反腐风暴时，人们也并没有预想到这场运动会开展如此之久。所谓乱世当用重典，不用重拳无疑已不足以遏制这股腐败势头，习近平反腐的决心似乎比他的前任更加坚定。有人质疑官方的反腐带有政治目的，是借反腐的名义来排除异己。曾供职于《学习时报》的中共学者认为，反腐有派系斗争的因素，但是在危及生死存亡上的腐败问题上，不仅党内，而且就全民而言，都有共同的利益。习近平正是通过此手段彰显了自己的核心存在。持续至今的反腐风暴令官场风气为之一变，公开的腐败行为只能暗中进行，骄横霸道的官员开始有所收敛。可以说，时至今日，从反腐效果和习近平强硬的反腐姿态来看，已经少有人怀疑习近平的反腐决心了。可以说，正是因为反腐，习近平获得了提升人气的最初机会。
此外，在中国，高层领导人向来显得疏远，他们很少披露个人情况，与普通民众的互动也少之又少。在这样一个国家，习近平似乎想给紧绷的执政风格松松绑。他“微服”上街亲自排队买包子一事，在中国一家媒体进行的一项月度调查中，被列为当月中国民众“最满意”的事情，甚至排在政府决定废除劳教和中国月球探测器成功落月前面。在办公室发表新年贺词、办公室里摆放着家人的照片等一系列的举动。习近平的魅力攻势颇具成效，中国网民更是称其为“习大大”，这样的昵称在中国政界高层间是少见的。
不独国内，在国际层面上，习式外交风格也清晰可辨，不管认同抑或反对，习近平对他们无疑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并愿意保持沟通的大国领导人。早在2013年初，习近平一席发言就颠覆了中国柔韧低调“韬光养晦”外交理念。他曾表示，中国正在谋求发展，但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而任何外国也不要指望中国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这番言论的鲜明立场和个性，被外界视为中国强硬外交路线的开始，中国民众们也期待着习近平能一扫被长期诟病的“外交软骨病”，在国际舞台上一展大国领袖的威风。
精英政治树党国形象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积极姿态，习近平正在被主流舆论和民意关注，对于他的认同甚至超过了对中共这个执政党的认同。这种迹象实际体现出的问题值得深究。
首先，习近平现阶段的“出位”，恰恰证明了中共精英政治的成功性。《赫芬顿邮报》连载贝谈宁文章，他盛赞中国的人才选拔模式：政治选贤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关键的主题。在当今社会，政治领导精英化已经几乎淡出了政治理念，但是现在，特别是在中国，使这个政治构想重新焕发生机。因为政治领导精英化曾经是，并且一直会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在过去三十年，中国共产党自己正变为一个精英化的组织。政治领导精英化是一种政治体系的理念，这种政治体系目的是要选出高于一般能力的政治领导人，由他们来做出具有前瞻性的政治决策。这就意味着，领导人必须具有高于平均水平的能力和道德，同时，选择机制必须能选出这样的领导人。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就是精英政治的一个支撑。
其次，对于习近平本人的认同无疑有助于提升中共的民意支持，假如中共恰到好处地将其提升为对中共乃至整个国族的认同，那必将发挥更大的“红利”。
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党执政的基本条件。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主要来源于统治绩效，这种围绕统治绩效为主形成的合法性资源可能难以支撑中国共产党整个执政体系的合法性基础。中共一直在强调自己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如果中国民众对于领导人，执政党，和国家都有高度认同的话，这种对于合法性的质疑就会自然消解，破除改革阻力问题自然可以迎刃而解。再进一步而言，假如对中共的认同重新恢复到对国家民族的身份认同，那么可以大大避免新疆暴恐事件频发民族隔膜扩大、香港泛民杯葛“一国两制”乃至中央政府等实际离心倾向的可能。
建设国家认同抵消政治冷漠心态
中国长期实行着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这使不同的领导人对中国产生着不同的影响，变化也随之而来。纵观历史，中国领导人们在任上的作为亦可圈可点，这使其获得相应的民众支持与认同。一如建立了新中国的毛泽东----使中国在大国夹缝中独立的生存下来；改革开放时期的邓小平----使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等各方面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历届领导人的切实的作为也使民众心中的天平向其倾斜，领导者个人被逐渐实化，党的概念逐渐淡化，此现象的形成归根结底是合乎常理的。
此时，便要切实考虑一下上述现象是否存在正确性了，顺应现实的正常反应，党被虚化、领导人被实化，这是否是中共的本意？答案无疑是否定的，执政党获得民众的认同感既是加固民众心中对国家认同感的心理基础，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希望被民众遗忘。
中国尽管是个文明古国，但建立国家认同的过程并不比其他国家来得容易。自秦始皇以来的传统中国，国家表现为帝国体制。尽管具有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官僚体系，但这一官僚体系仅仅用来维持王朝的生存，国家权力渗透社会的能力极其低下。另一方面，老百姓则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形成了一种“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政治冷漠心态。也就是说，帝国之下，老百姓没有任何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感。追根溯源，需要考虑体制方面的因素。有观察人士表示，国家认同、国家制度的建设、国家制度与人民之间有着很大的相关性。国家制度必须能够向人民提供各种形式的公共福利，使得人民在感受到国家权力存在的同时，获取国家政权所带来的利益。同时，人民参与国家政权的机制也必须加紧建设。如果人民不能成为国家政权或者政治过程的有机部分，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就会缺少机制的保障。这就要求习近平在以个人形象或者权威地位整合个人、政党、国族三者的认同时保持清醒的界定，建设国家认同，在任何国家，这都是国家一个长期艰苦的事业。但这是中国崛起的过程，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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