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蒋介石在总统就职仪式上发表演说，蒋说，今天的戡乱军事，决不是党派意气之争，更不是什么得失利害之争，乃是民主对极权、统一对祸国、人道对残暴、生存对毁灭的全民族救亡自救的战争。
然而，此时之长春已被围困一个月。林彪“饿殍战术”之恶意已初现端倪。长春城6月初开始断粮。断粮直接后果就是城内天天有人被活活饿死。
从7月初开始，长春城内已有饿殍出现。“饿殍战术”每维持一天，就有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的人被饿死。到了九月上旬，长春城内外已是饿殍遍地，活脱脱一座人间地狱。将长春城的百姓全部统统饿死的可怕结局已经显现。
但是，无论是中共之所谓的“中国人民的解放者”进行的解放战争，还是蒋介石之所谓的“全民族救亡自救的战争”都不能遏止林彪的“饿殍战术”在长春城的公然实施。谁来拯救长春城尚存的十七万百姓呢！
就在这个黑暗的时刻，终于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历史应该记住他的名字：杨滨。是杨滨的一封信拯救了一息尚存的十七万长春饥民。
杨滨，贵州省安龙县龙广镇人，布依族，原名杨重。1934年毕业于云南教导团。193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共产党组织安排潜入国民党六十军工作。抗战初期，随国民六十军投入台儿庄战役，坚守禹王山阵地。二战结束后，随六十军开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
1946年，随六十军开赴东北。该部队中共地下党的工作由杨滨负责。1947年10月，杨滨脱离六十军回到解放区哈尔滨，曾任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副处长。
1948年9月上旬，杨滨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从长春郊区的九台县给东野总政治部发出了一封信，要求东野总部立即放弃“饿殍战术”，即刻放行并救济长春饥民。
杨滨在信中写道：“数万难民便被阻止在敌我哨卡的真空地带活活地受饿挨冻，已经饿死了不少，”“假如还要这样围困下去，长春基本群众可能全部饿死”，“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主要不是从仁慈观点出发，而是今天我们要不要老百姓的问题。国民党反动派不要老百姓，坚决把穷苦老百姓赶出卡哨外边来。而我们也坚决不要他们进来，让他们在两卡哨的中间饿死，我们觉得这是值得考虑的”。
接着，杨滨在信中逐条批驳了林彪实施饿殍战术，坚决不让老百姓出城的两条战术企图：
针对林彪及东野总部企图通过实施“饿殍战术”造成民于兵争食的局面，达到“造成整个长春的混乱、恐惧，使敌人增加困难”之目的，杨滨在信中写到：“……是敌人采取了主动，把城里遭受这饥俄的贫民一概赶出哨卡来，所以事实上没有增加敌人多少困难。相反的，敌人采取了高物价政策，把粮食价格提得很高。只要有（粮），全部搜刮。逼得老百姓不得不离开长（春）市。”针对林彪及东野总部企图通过实施“饿殍战术”达到逼迫“长市的老百姓俄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大家闹起来，进行暴动”之目的，杨滨在信中写到：“其次是市民闹起来或暴动的问题，长（春）市敌武装约10万人，而市民全部约共50万人（现在已不足此数），其中一半是妇女，极大一部分是老弱残废。就是说，长（春）市青壮年总数也不过10万人。因此，要靠这些没有枪杆的人起来与拿着枪杆的十万武装部队进行斗争，是不可能的，这仅是一种想象。”
针对林彪及东野总部在实施“饿殍战术”中以“携带上缴武器”为放行饥民出城的条件，杨滨在信中建议：“1.应该把真正的难民适当收容救济，进入我解放区；划定一定的难民区，有计划地收容。2.规定所有携带武器及军用物资者（军人例外），一律不得作为进入我区的条件，而是规定奖金。”
林彪于9月9日已向中央军委发出电报《关于围困长春情况向毛主席报告》，其中已流露放弃“饿殍战术”的想法，即“饿死太多，影响不好”。但仍在等待中央军委的裁定。
有记录表明，杨滨的信由围城指挥部送交东野政治部主任谭政手中。谭政读罢，认为事关重大，即呈林彪罗荣桓。林彪看过杨滨的信后，不等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答复，9月11日就下达命令，放弃“饿殍战术”，让围城部队开放卡哨，允许难民通过，并开始组织救济难民。
杨滨的信发出的具体时间无据可考。笔者猜测，东野政治部收到杨滨的信的时间应该是在9月9日到9月11日之间，或9月9日之前。或许林彪发出的“9·9电报”也与杨滨的这封信有直接关系。
1990年12月29日，杨滨先生病逝于上海，享年78岁。
六、李作鹏与“长春饿殍之战”
第二次“长春之战”已经过去了66年。国共双方参与第二次“长春之战”的将领基本都已作古。在这66年间，只有当年国民党的守城将领郑洞国在他的遗著中留下了忏悔的文字：
“多少年来，每每回忆起长春围城时的惨状，我都不免心惊肉跳，尤其对长春人民当时所遭遇的巨大灾难和牺牲，更感到万分的痛苦和歉疚。此生此世我都愧对长春的父老百姓。”
东野方面晚年著书著文者不少。但没有一个人在晚年，在行将就木的时候对当年在长春被饿死的数十万百姓说过一句忏悔和道歉的话。
林彪“死党”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生前都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吴法宪和邱会作及其部队没有参与第二次“长春之战”。而李作鹏则参与了对长春的围困，是林彪“饿殍战术”忠实的执行者。但是，李作鹏在回忆录中非但没有对实施“饿殍战术”，导致长春城数十万饥民被活活饿死的做法有丝毫的忏悔，竟然在回忆录中回避史实，歪曲历史，企图掩盖历史真相。在《李作鹏回忆录》的尾部，附有一个《李作鹏生平》（后简称《生平》）。《生平》中按时间排序，注明了李的任职时间及其任职期间的重要作为。但是，叙述到第二次“长春之战”前后时段时，《生平》是这样写的：
1946年11月，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参加了“三下江南”战役和1947年的夏季、秋季、冬季攻势。
1948年6月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
1948年10月在辽西辽西，指挥两个师的部队，切断廖耀湘兵团向沈阳的退路。歼敌两万八千余人，对全歼廖耀湘兵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上述文字在叙述李作鹏参加完1947年冬季攻势后，进入了一个大约8个月的表述空白期（第二次”长春之战“阶段），然后直接叙述1948年10月李作鹏参加辽沈战役的情况。
《生平》中涉及第二次”长春之战“时段的有关的文字仅为半句话，即：
“1948年6月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
李作鹏就任六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后都做了些什么？《生平》竟无一字表述。
《生平》显然是在刻意回避“李作鹏就任六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后都做了什么？”。那么，我们就来讨论“李作鹏就任六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后都做了什么”：
第一个问题：李作鹏何时就任六纵副司令员并兼任第十六师师长？
首先应该指出，李作鹏就任六纵任副司令员并兼任第十六师师长的时间不是如《生平》所说的1948年6月，而是1948年4月。
1948年3月23日东野各纵队参谋人员聚集双城总部，参加“东北野战军参谋会议”，会议历时18天。参谋工作会议即将结束的一天，林彪找李作鹏谈话。谈话中林彪说：“现在决定调你到六纵任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李作鹏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会议结束后，李作鹏回一纵交接工作，随即赶到六纵报到。李作鹏就职第二天，就接到林彪命部队向长春西北的小合隆镇运动，封锁长春大房身机场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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