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毛时代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是以毛泽东为轴心的个人崇拜，那么每遇高级别官员落马众声群起而攻之并接二连三向中央表态，则可冠之以“新两个凡是”，即凡是党中央的决定，我们都毫不保留地表态；凡是贪腐官员落马，我们要始终不渝地痛打落水狗。
周永康落马引海内外舆情震荡
构成“新两个凡是”的表态和群起而攻之，在薄熙来、谷俊山、徐才厚、周永康身上均有过预演，但演绎得最为鞭辟入里的，非周永康案莫属。先是“一个凡是”的表态。北京时间8月17日，青海新闻网发布题为《青海省委坚决拥护中央对周永康立案审查的决定》，为31省市就周案表态拥护中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结合此前军队、武警、最高法、最高检，以及陆续跟进的河北、山西、安徽等多地诸侯之表态，内容虽然存有细微差别，却也未能脱开“三个基本点”----其一是认为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向中央基准看齐，在政治原则上立场坚定，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其二是认为中央决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非常必要、非常正确，周永康的行为，背离了一名共产党员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应有的党性原则和理想信念，给党的形象带来严重损害，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其三是认为中央具有驾驭大局、处理复杂事态的高超能力，维护了党和政府形象，维护了党纪国法的尊严和权威。
毋庸置疑，“表态”是现实政治所需。跳出周案本身，表态早已成为中共系统内的一项特色政治和文化传统，是为“量变”后的“质变”。“量变”在于表态之频繁，“质变”在于形成一种表态文化。而这种文化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甚至从孙中山时代就已经开始。191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向孙个人绝对效忠，按手模宣誓。后续地，蒋介石也搞表态和效忠，建立了“家长制”的党内人际和伦理，使得政治充满了人治色彩。到了文革时代，表态政治几近癫狂，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在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为何中国需要表态政治？为何表态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并成为一种文化？按照经济学原理，有需求才会形成市场。中国需要表态，故而才有了表态文化；表态文化的形成，正是对这种需求的高度概括和提炼。为何需要？因越过政治红线而被《学习时报》除名的邓聿文在《中国的表态政治与表态文化》中解释道，从上级看，不简单为了自己的决定或行动获得下级支持，更是为了彰显自己决策的正确和权威，是要下级和自己保持政治一致。从下级看，也不仅是为了呼应上级，获取上级好感，关键是通过表态，和被批判者划清界限，表示对上级的忠诚和无限的臣服。
当工具性的表态成为政治，并成长为一种文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从表面来看，确也让意欲“彰显自己决策的正确和权威”的上级满意，让“表示对上级的忠诚和无限的臣服”的下级满意，但是长此以往，官场日渐被板结的话语系统绑架，表态沦为一场表演。说什么，怎么说，都有固定的套路。下级不消动脑筋，也不再有是非标准，只需要循着既定的步调亦步亦趋即可。或者说，取悦上级成了最高且唯一的是非标准。表面上看，众人划桨开大船；在内里，却是潜藏着巨大的危机。更可悲的是，从上到下，还在不遗余力、乐此不疲地为危机加码。
其次是另“一个凡是”的群起而攻之。在周案经由官方媒体披露后，主流舆论场就掀起了一股痛打落水狗的浪潮。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环球时报》在内的党报官媒，连篇累牍刊发评论文章，一方面为站稳舆论制高点，另一方面也是应按部就班完成既定政治任务。如《人民日报》连发的三篇评论员文章《从严治党 坚定不移》、《惩治腐败 深得人心》、《党纪国法 不容违逆》，以及新华网的《周永康落马是推进依法治国的一大步》、《周永康落马是反腐高潮，不是句号》，《环球时报》的《周永康有负党和国家，更愧于人民》、《当官有太多“铁哥们”不是什么好事》。凡此种种论调的文章，在每一次高级别落马官员后均会见诸报端网端，薄熙来、徐才厚之类的大老虎，亦概莫能外。
每一个执政党都需要自己的吹鼓手和宣传平台，作为世界最大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否需要为自己的思想和政策宣传，答案显然是需要的。只是本该成为媒体“副业”的宣传，在中共强力的话语体系中一步步沦为“专业”。长此以往，媒体有了自定义的红线，也习惯了一边充当着全职宣传员的角色一边仰仗着权势闷声发大财，无条件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自动归队于“支持党的媒体”序列中。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主流报端，只要官员还在其位，永远以伟光正的形象示人，媒体言论很少与官员的命运息息相关。一旦被检举被揭发，马失前蹄的官员才能褪色，才能回归到正常人的轨道上来，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至于如何做到既让官员的地位透过媒体的实体而存在，又让抛头露面于公众的官员随时能出出汗、亮亮丑，两者兼顾的魄力在当前的宣传体制里显然是不容易培育的。值得一提的是，18日新华社等央媒先后发布消息《习近平：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新型主流媒体》，强调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此前，中宣部长刘奇葆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加快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算是对这一高层决定的前期铺垫。概而论之，习近平的这一决定至少透露出两层意思：首先，习近平已然认识到了当前媒体之传播力之公信力之影响力的孱弱和话语板结，故而需要打造一批形态多样的新型主流媒体；其次，传统主流媒体救亡图存的过程，或将逐渐改观中国媒体生态。
当然，这是后话了。只要“两个凡是”的魔咒不破，只要表态政治学还畅行无阻，只要众媒体群起而攻之的话语结构不改变，即便重新打造了一批新型主流媒体，也恐将再次沦为没有是非标准的吹鼓手和毫无独立思考能力的“党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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