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治下政治权力体系，文官高职当属政治局常委，武官的最高职务就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如今，曾经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和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分别在建军节、建党日前夕被斩落马下，在一个月之内相继入笼。两个曾经掌握中国国家机器的政治“强人”，在一个更强势的习近平面前，轰然倒下且无翻身日。以周、徐二虎入笼之日起，中国政治的旧时代开始被划上休止符，中共第五代开始凭借他们的威信与“第五个现代化”的决心，让中国政治将加速进入重新订立规则、重新整顿秩序的新阶段。旧秩序打破时必然伴随糟耳的杂音，一些不负责任的外媒在大陆民情为反腐打虎“鼓与呼”的大环境中，依然给徐、周落马套上“权斗”帽子。也正是这群人，在两年前十八大，习近平上位、胡锦涛裸退时还喧嚣“江派完胜团派”、“江泽民隔代指定习近平”，今日又扭头唱和“习江斗”，全然不顾当年信口雌黄。
江胡一体，人事一脉相承，不可根据一时变动便将舆论引向“权斗”
中国政治不乏权斗，曾经一直有，未来也不会少。斗了半生的毛泽东曾言，有人地方就有左中右，就有斗争，看似太过绝对，却是实情。不过，此处的“斗”，更多指的是小圈子中，关于政治理念的互相制衡，而非大政治中的你死我活。也这绝不意味着今天习近平对于腐败的整顿，是权斗的表现。更不是像如《纽约时报》等外媒所言那样，习近平反腐的最终目标是打垮江泽民太上皇结构，原因可归于两点。
江胡一体 人事一脉相承
若观高层当下是否“权斗”，首先需要对邓小平之后的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有一个完整的清醒认识。歌曲《走进新时代》中有歌词“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那新时代，高举旗帜开创未来。”这里的“东方红”指毛泽东时期，“春天的故事”自然是指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号召。而第三代的中共党核心江泽民被形容成“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继承”的是邓小平改革意志，“开启”的是胡锦涛“黄金十年”。1989年至2005年，江在位的16年是中国崛起的基础时期，2002年至2012年，胡锦涛在任的时期是国力迅猛发展的延续期，是改革开放的红利的收获期。 虽然此论海内外颇有争议，但细细而思，以改革、国运视之，“江胡”实为一体，不可分割。
国运如此，人事亦然。“江胡一体”，尤其在中国政治这样一个稳定性极高的政治框架中，人事议案更是一脉相承，毕竟周、徐等人仕途起于江时代，但发迹在胡时期。如果真要定江泽民起用周永康、徐才厚识人不明之罪，胡放任自流的态度也不容放过。如果眼下将周永康等人的落马归结到“习江斗”，那周等人在胡锦涛的任内无法无天，胡本人毫不知情？虽然外界一再渲染胡权威不足，毕竟他是党内最高领袖，即使拿不下周永康，难道连一个李春城也“动弹不得”？
此外也不能简单的将某个人分门别派，而忽视他自身官居高位的能力。从周永康到徐才厚，从蒋洁敏到李东生，今日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再翻其政坛履历，哪个没有拿得出手的政绩？以周永康为例，大陆财经媒体财新网曾在《周永康的红与黑》系列文章中采访一位熟悉周的中石油勘探研究院人士话称，“周永康做事很有魄力和决策能力，不管是在部里还是在塔里木和胜利，他能够拍板做事情。客观的说，他非常适合做一把手。”周永康在中石油总公司期间，担纲和决策了几件大事。开启了中国垄断性国企“走出去”的征程。周永康入川主政后，首次把信息产业作为“一号工程”，在四川这个传统农业大省大力提倡现代农业，强势抓安全问题且颇见成效；他提出借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将信息产业定为“一号工程”，这为成都今后的ITC产业(信息通信技术)集群成为全球性基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再如刘志军，这个成也高铁，败也高铁的铁道部原副部长，在他任内中国高铁不仅出现了“跨越式发展”，而且每逢关键时候，刘都要登乘机车现场指挥，创造了连续几十个小时检查提速线路的纪录。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称，新线路开通后，刘敢坐到司机的位置上，一出问题他最先倒霉，所以哪个施工单位也不敢乱来。以此观之，雷厉风行，行事果敢，思路开拓，如果不是今天发现周、刘此类贪官如此之多的违法乱纪，祸国殃民的举动之前，这难道不是一个合格官员优秀特点吗？
当然，这绝不是为周永康开脱，“身后有余忘所手”，周氏乃咎由自取，死不足惜。但是中共强调“精英治国”，既是精英，自然培养不易，这是官场大势。如周这般官员，在马脚露出来之前，是包括江、胡在内的领导人都会乐意起用的。这不是江、胡的完全过错，更不能用“权斗”简单解读。“权斗论”的简单思维
为何说习近平打掉周永康、徐才厚两只斑斓恶虎并非“权斗”之举，更不能忽视政坛人事制度的客观规律性。中国官员的黄金年龄是在45至65岁之间，而今天活跃在政坛的高级官员，绝大多数的仕途都起于江泽民时代。简而言之，当下的习、王反腐，所拿掉的任何一个官员，都有很大的概率与江泽民时期有或多或少的关系。这是政治历史的客观规律，所谓“习江斗”这种说法是对这种必然现象贴标签的无聊、无知的做法，是用最为“简单”的思维为所有事情套框架。
此外，大陆政治派系分类，周永康、徐才厚皆被列为江泽民领导的“上海帮”一派。作为中国最为民众熟知的政治派系，几乎所有出身上海的官员都被归于“上海帮”，这也让习、王在对上海政坛进行任何风吹草动调动时，都被一些外媒错误解读，认为是对江泽民的“叫板”。但是习近平本人，就曾在上海担任过市委书记。而如前文所言，他也是江泽民时代中国崛起基础时期得益官员，在那个年代仕途不断升迁。回到文章开头，十八大习近平登大位，团派出身的李克强担任总理时，就曾有眼下渲染“习江斗”的媒体，还将习塑造成江泽民培养的“接班人”。也足见这些所谓媒体轮转反复，恰如墙头之草，不仅无远见，更无定性。
有媒体曾报道，6月26日政治局会议，习近平坦然表示，“中央对各地反腐，不因领导人过去工作过的地方而不同，我在福建、浙江和上海工作过，中央对这些地方的反腐要与其他地方一视同仁”。此番表态直接将那些手捧权斗阴谋论不放手的好事者打翻在地。成大事者谋万世不谋一时，可以说，习近平今天对于腐败，如此痛恨的原因归于一点，还是民怨太深，腐败亡党亡国，而非针对某个人的权宜之计。而舆论对于中共反腐风暴的态度，也更应该从权斗论中走出，将目光聚焦在反腐败制度的建设上来。当中共都已经在自我革新，强调“政治现代化”的时候，媒体又怎能还抱着旧有的权斗论不放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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