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蛟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当下的中国，民族问题纷扰不断，主流的批评多半是中国的民族问题就是共产党造成的问题，即民族政优惠政策造出来的问题，真的是这样吗？
彝族妇女在刺绣
潘蛟教授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到，就中外近代历史来看，四个现代化更像是由人的现代化牵引出来的问题。现代化与传统的最初和最为根本的断裂应该是始于人的主体性的构建。现代人观与传统人观的最大不同在于，现代人认为“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人应该做自己的主人，即应该是能够“自决”（self-determination）和自我担当的主体。在启蒙哲学里，自决并不仅仅是一个自由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道德和美学问题。
在思想、判断上依赖于别人被看作是不成熟的表现，即便做善事，如果不是出于自愿和自决，而是迫于某种压力或盘算，那将被看作是伪善或虚荣。于是，是否本真（authentic）就成检验自由、道德和美的唯一标准。而是否本真则需要由是否自决来断定。当然，自决在康德那里基本上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但费希特等人通过论证个体意识必须融入整体意识才是真意识等途径，把自决转换成了群体、民族和国家的自决。----这就是凯杜里所称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
民族自决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当然是民族分离或民族联合，但这样民族自决并不常见。在现实中，但更常见的民族自决形式则是民族身份认同。然而认同并不能够自明，他需要别人的承认。关于这点，Charles Taylor说过很多。他认为，与传统社会的荣誉政治不同，现代政治是一种尊严政治，因而强调自由和平等。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身份认同得不到承认会是一种伤害，因为这意味着否认了他们的自决。而不能自决则不仅是一个没有自由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没有平等和尊严的问题。因此，我以为，现代化困惑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便是人们的身份认同是否得到了承认和尊重的问题。民族问题这个词也是舶来的,它最初源于就西文中national question所做的对译。然而，这个national question同时被理解成国民问题或国家问题的也是可以的。这也就是说，所谓民族问题最初专指的是民族国家建设问题。那么，民族国家建设为什么会成为问题呢?这是因为民族国家认为自己之所以应该是一个国家是因为自己是一个同文同种的人群。然而现实中却很少有国家完全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因此那些文化和世系不同与主流人群的人的去留和忠诚。过去的帝国并不把文化和语言看作是自己扩张的界限，也不要求其臣民必须具备某种语言或文化上的同质性，从而也就没有今日的民族问题。这也就是说，民族问题实际上是有民族国家建设自身生成的问题，没有民族国家建设，就没有民族问题。
然而，国内许多学者都把造成民族问题的原罪归咎在列宁和斯大林的头上去。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来追问为什么列宁会提倡民族自决，斯大林会来构建“科学的民族定义”。大家都知道，列宁和斯大林当时面对的问题是奥匈和沙俄帝国境内的各民族纷纷要求独立建立自己的国家等问题。在此背景下，斯大林提出了承认民族的四个客观标准，其目的与其说是想认定哪些人可以算作民族，倒不如说是为了说明哪些人不可能成为民族。当然，与他不同，奥托•鲍威尔提出的民族定义是偏主观的，即把民族心理素质当作了确定民族的主要因素。但他们各自提出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案也是不同的，鲍威尔提倡“民族文化自治”，列宁和斯大林则主张民族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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