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特别研究国企薪酬改革再度聚焦舆论视线，尤其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关于要调整国企不合理收入的言论更是引来各方关注。8月21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刊登社科院委员金碚的文章称，国企高管工资水平不应以私营企业尤其是国外私营企业为参照，而应以较高层级国家公务员薪酬水平为参照。
中国社科院委员金碚
文章称，中国的具体国情是国有企业数量多，类型复杂，需要分类制定有关体制和政策。如果进行粗线条分类，可以将国企高管分为国家雇员和企业雇员两大类。原则上，国家雇员的薪酬体制体现“准公务员”规则逻辑，企业雇员体现市场化的职业经理人规则逻辑。前者应类似公务员的考核要求，以弱刺激、稳定性、透明性和长期保障为特点；同时也要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即报酬中还应包含承担经营风险的收益，有助于吸引优秀企业经营人才。后者可以与一般企业的薪酬制度相同，更多地体现市场竞争原则，即薪酬与效益直接挂钩。
按照企业薪酬制度的一般原理，层级较低责任面较窄的岗位，应实行较强的直接刺激性的报酬制度，例如计件工资、效益提成等；而层级高责任面宽的岗位，则实行较弱的直接刺激性的报酬制度，固定月薪、年薪等。当然在总体上，层级较高的薪酬水平高于层级较低的，它的激励机制相对更具有长期性。
据此，中国国企高管的薪酬水平和结构特征应是：体面薪酬、综合激励、公平标杆。所谓“体面薪酬”是，国企高管的薪酬应能体现其社会地位，保证其本人和家庭可以享有衣食无忧的生活，使其能够无后顾之忧地专心经营企业。所谓“综合激励”是，国家对国企高管的激励不仅体现在经济报酬上，还体现在奖励贡献、长期保障和给予更大职业发展空间上。所谓“公平标杆”是，国企高管薪酬体系应体现国家对于“收入公平”的意愿。
公务员和国企负责人的工资，是国家可以直接调控的领域，薪酬制度直观显示公权力对于什么是“公平工资”的理解。可以说，这是国家向社会展示的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导向性样板，是国家意志的直接表现之一。如果在这方面无法充分展示出分配公平，怎么能期望实现全社会的收入分配公平？因此，国企高管工资水平不应以私营企业尤其是国外私营企业为参照，而应以较高层级国家公务员薪酬水平为参照，必须体现其所有者国家的意志，这是国企对促进社会公平所承担的责任和贡献。当然，有些高度竞争性的国企高管薪酬可以实行高度市场化的薪酬机制，但典型的国企尤其是央企老总，即使同国家行政级别脱钩，也需要实行国家认定的国家雇员级别制度。
8月18日，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称深改组)召开第四次会议，全面聚焦国企改革、招考生制度改革和新媒体融合发展改革。关于国企改革，习近平强调要调整国企不合理收入，根除“职务消费”。习近平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取得积极成效，对促进企业改革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存在薪酬结构不尽合理、薪酬监管体制不够健全等问题。要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适应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进程，逐步规范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秩序，实现薪酬水平适当、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监督有效，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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