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道治理——应对世界性乱局

本文作者伍俊飞是香港智库天大研究院研究员，该院主要为中央提供政策分析报告。伍俊飞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留校任教，后获美国哈佛燕京海外项目奖学金，英国伦敦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2014年8月8日，伍俊飞撰写评论文章《中兴领袖习近平》在香港《南华早报》发表，引起了大陆主流媒体的广泛转载，并收到了很多读者朋友，让其详细阐释“一党民主”和党权民权双强模式，以及新型普世社会主义体制的要求。为回应媒体、学者和朋友的广泛要求，作者希望透过两篇旧文与大家交流。现将其中一篇《中道治理----应对世界性乱局》（原载于香港《天大报告》2012年7月期。）发表于此，以供读者讨论。

问题的提出

数年前，我曾经与英国剑桥大学知名学者詹姆斯?梅奥尔（James Mayall）教授探讨中国的民主化问题。我向先生表示，自清末以来，多种社会思潮在中国经历了实验，当今的中国有可能开创出一种非左非右的新型普世民主体制，既是社会主义3.0，也是资本主义3.0。该体制能够融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儒新墨思想、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中国的实践，超越左右阵营，超越文明的冲突，并超越西方的多党代议制，而其社会基础则是新儒学和新墨学框架中形成的新兴中产阶层。

笔者不认为儒墨思想内含民主价值，而是主张用儒墨思想来救济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制度。儒学适应了中国长期的小农经济传统，墨学则是中产手工业者的观念，其现代形式可以型塑以专业人士为主体的中产阶层的价值体系，而中产阶层能够整合社会的贫富两极，促进社会各阶层的良性合作。中产阶层的物质利益要求可杜绝对劳动力的奴役，防止企业暴利出现。

没有多少西方的学者和决策者会相信中国能推出一种新型普世性制度，他们更多的是怀抱对西方文明的自信。1989年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表示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已经征服了其所有的竞争对手，包括君主制、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宣称人类思想进化的历史可能已经终结，自由民主制度将是人类最后的社会组织形式。此说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相左，也异于相信历史无始无终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笔者在海外学习和生活了十三年，亲眼目睹西方对伊斯兰恐怖主义和本次经济危机的反应，深信福山的结论下得过于仓促，不经凤凰涅磐，自由民主主义难以重生。

以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为标志的世界经济危机给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重重一击，而当前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则是向天下人展示了寄生在自由民主制度上的一般权力寻租和更内在的结构霸权寻租现象，以及权势阶层对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无情剥夺。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英等国增发货币，竭力增加市场的流动性，不过可惜的是货币被金融机构吞噬，锁闭在金融产业内无法救助实体经济，各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无法根本好转。此种局面虽然避免了恶性通货膨胀，却增加了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弱化了各国政府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资本市场存在的目的是帮助实体经济配置资源，可现实的状况是资本市场变成了赌场。精英（在西方语境是一个贬义词）集团特别是金融精英垄断暴利，而把冒险的成本让全社会分担。当前的西方经济存在收入快慢双轨制，超级富有阶层处在快车道，而其他人群则处于慢车道。自2007年以来，后者的收入增长几乎停滞，被前者通过金融手段抽血。西方人数众多的中产阶层试图约束精英阶层膨胀的权益，然而现行的多党代议制规定中产阶层的权益只能被“代表”，必须求助于精英阶层中的政客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这明显是与虎谋皮，因为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特别是金融精英是共谋者。精英贪得无厌，经济增长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扩大，人类显然不可能终止于这样的自由民主主义制度。一个更良好的制度应该建构各阶层友好合作的社会，把企业家的创新与冒险精神、专业人士的民主与理性精神和弱势群体对平等的追求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