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军史上曾有三对如雷贯耳的搭档：第四野战军（东北野战军）的司令员林彪与政委罗荣桓；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陈毅与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粟裕；第二野战军的司令员刘伯承与政委邓小平。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三对“黄金”搭档关系十分融洽、密不可分的神话，几乎闻名遐迩，深入人心，令一般人早早形成了先入为主的印刻效应，很难接受新的史实。在众多逐渐披露的史料面前，人们不能不接受林罗、陈粟之间也有不小矛盾，甚至曾为“死对头”的无奈事实。只有刘邓关系，因为宣传的来头“天”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堪称“完美无缺”，不曾露出庐山真面目。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刘伯承等一批开国将领被批，此事在文革结束后依然没有定论。作家张雄文撰文《无奈的历史：刘伯承与邓小平的真实关系》披露，根据刘伯承子女回忆，刘伯承生前曾坦言：我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果然一语成谶，直到刘伯承去世前一直没有平反。而这一切的根源正是当年主持会议批判刘伯承等人的负责人邓小平。
1959年，刘伯承全家在北京钱粮胡同留影。前排左起：刘蒙（四子）、刘太行（次子）、刘雁翎（四女）、后排左起：刘弥群（三女）、刘解先（次女）、汪荣华、刘伯承、刘太行（次子）、刘庆泰（侄女）
1986年10月，刘伯承辞世后，82岁高龄的邓小平发表《悼伯承》一文，说：“我们在一起工作……前后共事13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人们习惯上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
这一“真情”表白，令天下人潸然动容，泣下沾襟。原二野新华社分社社长李普似乎还特意补充说：“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
于是，这两段话成为刘邓关系密切的经典注脚，是后世史家记叙刘邓关系的主要依据。
但遗憾的是，这并非全部的历史真实。
1947年8月，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不久，刘邓之间有了尖锐的矛盾，到了“不一起吃饭”的程度。打了胜仗，邓小平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刘伯承不以为然，说：如果胜仗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那么败仗岂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失败吗？在此情形下，刘伯承、邓小平各带一部人马，分开行动。
中央军委与毛泽东获悉其中内情，深以为虑，因之于1948年5月，借同意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提请华野主力不过长江，留在江北打大仗建议的契机，将与粟裕意见相左，支持毛泽东过江设想的华野司令员陈毅调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
此举别具匠心，一箭双雕，可见毛泽东用人技术的纯熟高超。一方面，他为粟裕腾出了华野最高指挥位置，以便其不受任何干扰，放手打大仗，与蒋介石逐鹿中原；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让陈毅在中野司令部居中，协调好刘邓之间的矛盾。还有一点是，陈毅本人也无话可说，尽管他离开华野有些不快，到中野后说“东有粟裕指挥，西有刘伯承坐镇，我闲着无事，就去办一所大学吧”（注释3），但他毕竟还有一顶中原军区第二书记的头衔，级别并不亏，顶多算是明升暗降。
陈毅虽然军事非其所长，却是协调关系的最佳人选。“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他1919年即与邓小平同在法国勤工俭学，关系相当不错；1926年12月四川泸（州）顺（庆）起义前后，他又与起义领导人之一刘伯承相识，关系也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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