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6月9日极端原教旨武装“伊拉克及黎凡特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北部突然发起强大攻势，并一度威逼巴格达起，美国政府和奥巴马似乎就一直纠结于该怎样应对和干预。
如此纠结的原因并不难让人理解：伊拉克战争本是共和党小布什政府“全球反恐战争”的一环，结束“布什的战争”、让“孩子们回家”，则是奥巴马当初竞选总统的核心政纲之一，也是奥巴马一个半任期以来，在外事领域为数不多言出必行且选民口碑不错的成果，但美国人又最忌讳“战败”和“变弱”，不论出兵干预，导致2011年底的撤军前功尽弃，还是袖手旁观，听任伊拉克这个“奥巴马金苹果”变成自己和民主党的负资产，都是尴尬和难以承受的。
8月初，当ISIL南下东进遇阻，转而攻击和美国关系更亲密的库尔德自治区并取得成果，而被ISIL围困在辛贾尔山区的少数教派----雅兹迪派难民受迫害、遭威胁的画面传遍全球，令国际社会对伊拉克问题的态度发生微妙变化之际，奥巴马似乎终于找到了解开这把两难之锁的钥匙。
让奥巴马放心度假的答卷
奥巴马找到的这把钥匙，归纳起来不过四个字：有限介入。
所谓“有限介入”，即通过一定的介入干预，防止ISIL继续扩张势力，威胁到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以及自己最大外事资产----“伊拉克民主成果”的安全；通过将介入干预控制在“有限”程度，避免“伊拉克撤军”的政治正确性受到质疑，也避免重蹈小布什覆辙，让美军陷入长期缠斗的泥淖。
为此他采取的措施有四条：8月7日，他宣称已批准对ISIL目标发动定点袭击，并向被围困在辛贾尔山区的少数教派雅兹迪派数万难民空投补给，并在次日开始空袭和空投；8月11日，他和国务卿克里再度联手向伊拉克总理马利基施压，并最终通过“李代桃僵”（让伊拉克总统马苏姆到期拒绝提名马利基连任）、“釜底抽薪”（运动马利基的什叶派同盟者撤销对马利基的支持，转而提名副议长阿巴迪为新任总理候选人）等手段，在8月14日完成伊拉克政府“换马”，马利基宣布不再谋求连任，阿巴迪成了新的总理人选；8月16日，在美国的积极运作下，安理会以15:0的“一边倒”表决结果，通过了对ISIL头目进行制裁，及各国联合采取措施，阻止本国公民加入ISIL“圣战”的决议；在此前后，美国已开始绕过巴格达中央政府，直接向正遭受ISIL攻击的库尔德自治区提供武器装备。
这四条措施都是奥巴马煞费苦心构想出的有限介入方案----即既要显示他在“介入”，以免被讥为“不作为”，又要处处“有限”，避免因新的“介入”而彰显旧的“回家”是失策甚至失败。有限介入必须是“高来高去”的空袭，这样既可自称“美军未返回伊拉克”以便自圆其说，又无需担心“陷进去”；有限介入必须甩开巴格达当局（哪怕是自己刚刚引导“换马”的新政府），以免教派构成复杂、效率低下的伊拉克中央政府影响美国“特效药”的“疗效”；有限介入必须获得国际社会的“背书”和盟友的支持、资助，这不仅关乎“大义名分”，也关乎风险控制和成本效益，毕竟自二战结束后，美国绝少在单打独斗状态下开展海外军事行动；有限介入也必须让马利基“下课”----必须有人为ISIL的坐大承担责任，如果马利基不当这个替罪羊，奥巴马自己就很可能首当其冲。
随后几天里，ISIL对库尔德自治区的进攻势头似乎有所减缓，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下，雅兹迪派难民的处境也获得更多关注和帮助，尽管正如民主党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甚至美国高级将领、参联会成员威廉.梅维尔中将所言，美国的“高来高去”和有限介入，最多可迟滞、但无法完全遏止ISIL在伊拉克北部的攻势，更不用说清除ISIL的势力，但奥巴马本人9日和15日两次发表讲话，称“空袭没有时间表”，更将空袭的目的解读为“保护美国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外交官，和防范针对少数教派的‘潜在的种族灭绝危险’”，如此一来，实际上等于在说“消灭ISIL并非美国的使命”，和“不一定非限时炸出成果，慢慢炸着也挺好”，没有限时目标，就意味着只要“做”而无需“做到”什么即可交差，这显然是相对轻松的“课题”。
正因如此，自感算无遗策的奥巴马，才敢于在下令空袭后不久，便甩下一堆“疑问手”，放心大胆地照原计划兵发马萨诸塞州玛莎葡萄园岛，去享受沙滩、高尔夫球和他的“神圣假期”去了。
当美国记者被斩首
奥巴马的有限介入和高枕无忧，似乎从一开始就必须面对许多问题。
首先，既没有明确目标、又没有时间表的对ISIL空袭，究竟怎样算是“获胜”？如果ISIL表现出更大的杀伤力（不论是实际的杀伤力，还是舆论影响力），奥巴马是否还要恪守自己一再信誓旦旦的“不派地面部队、不扩大行动”？很显然，倘事态继续恶化，奥巴马不论作何选择，都将重新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局中。
其次，马利基的下台固然避免了又一次巴格达组阁危机，却很可能破坏了后萨达姆时期脆弱的伊拉克政治平衡。原本按惯例，有职无权的总统、有权而非最高职位的总理、议会议长三个要职，分别由库尔德人、人口最多的什叶派，和此前几百年一直是“当然执政者”的逊尼派出任，奥巴马逼马利基下野的初衷，一是为自己的伊拉克政策寻找替罪羊，二是希望借此安抚失意的逊尼派，避免后者倒向ISIL。但马利基虽下台，继任者阿巴迪仍然是什叶派，而决策“换马”的关键人物----伊拉克什叶派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却不是谁想换就能换的。“换马”不免让什叶派内部出现分歧，而仍对昔日“绝对权威”念念不忘的逊尼派，又如何会对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什叶派总理换什叶派总理”心满意足？一旦这脆弱的政治平衡出现动摇，各派原先被压抑的政治欲望受鼓励而勃发，就可能出现新的政治危机。不仅如此，库尔德人号称“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无祖国民族”，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就是趁地缘政治混乱，建立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家，至不济也要扩大自治。库尔德问题本就是棘手的国际和地缘政治问题，牵扯到两伊、叙利亚、土耳其等多国，一旦措置不当，就等于引燃一枚“地缘政治炸弹”，如今美国CIA甚至军方绕过巴格达，直接向埃尔比勒输出武器，在某种程度上等于向这枚“炸弹”里填火药、装引信。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美国和奥巴马政府的上述举措，未必能对ISIL的威胁构成决定性制约，却可能留下对伊拉克稳定、统一而言更致命、更危险的隐患。
事实上随着事态的持续，尤其越来越多迹象表明，ISIL正试图“国际化”，在全球范围内和“基地”争夺对原教旨网络的控制，且已获得了一些成果后，不仅共和党对奥巴马“战略失当”的谴责声持续不断，民主党内也开始出现质疑的声音，如资深民主党人、参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范斯坦就表示，“只有一支军队才能打败另一支军队”，她在一份公开发表的声明中含蓄批评奥巴马的伊拉克对策是“无为而治”，并认为这种做法“不应继续成为应对ISIL的选项”。
伊拉克的棘手问题，加上8月9日密苏里州黑人少年布朗被警察打死所引发的骚乱，让奥巴马不得不在8月18日提前结束休假回白宫上班，并随即发表了要谋求在伊拉克问题上“长期战略”的讲话，重申其有限介入的原则。但随之而来的，却是ISIL送上的一份血淋淋“礼物”。
8月20日，一段令人难以忍受的视频突然出现在Facebook上，视频中出现了2012年底在叙利亚塔夫拉奈兹公路上被ISIL绑架的美籍自由记者詹姆斯.福莱，和2013年8月在叙利亚阿勒颇附近被绑架的美国公民、《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史蒂芬.斯特劳夫两人身影。视频中两人身穿一下就能被联想到关塔那摩囚服的橙色服装，一名操英国口音、穿黑衣戴头套的ISIL恐怖分子持刀站在福莱身后。福莱在说出“希望我的朋友、家人和我所爱的人知道，真正的凶手是美国政府”并呼吁美军放弃对伊空袭后被黑衣人斩首，后者随后威胁斯特劳夫的命运“取决于奥巴马的下一步行动”。
福莱的被斩首和在网络上被“示众”震惊了美国和全世界，并几乎立即让刚刚回归工作状态的奥巴马感受到强大压力。
不论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不干涉主义者”还是“美国至大论者”，都不可能对美国公民无辜被杀、被“示众”一事无动于衷，倘奥巴马在这件事上显得无能为力和无所作为，政治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可以说，福莱事件的突然发生，对奥巴马始终坚持的有限介入“长期战略”，构成迄今最大挑战----更棘手的事，美国公众对直接卷入伊拉克、叙利亚战局仍然缺乏性质，既要有效惩罚ISIL，为福莱事件作出妥善交代，又不能砸烂“从伊拉克撤军”的坛坛罐罐，对奥巴马或任何人而言，都注定是“高难度动作”。8月20日，奥巴马匆匆发表讲话，强烈谴责ISIL，称其在21世纪将“毫无立足之地”，指出该组织“残暴嗜血，杀害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大量无辜者”。奥巴马表示，福莱的死令全世界深感震惊，誓言美国将“毫不留情地”惩罚ISIL。
几乎于此同时，媒体上披露了几则和福莱等美国人质有关的消息，称ISIL曾向美方勒赎但遭到拒绝，而美国特种部队日前尝试武装解救，结果却扑了个空。
这些传闻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意在暗示“奥巴马和美国政府并非对人质生死置之不理”，而是曾经有所作为、有所努力。然而福莱斩首事件的爆炸性效应是如此之大，仅仅表明“我们做过努力”恐怕未必有用，甚至，“做了但人质还是被斩首了”的挫败感，会令奥巴马的“止损”尝试适得其反。
人们目前最关注的，莫过于奥巴马将如何“毫不留情”地惩罚ISIL，并拿出些至少“中看”的成绩来。不过看来这并不容易，且不说前述种种制约奥巴马选择扩大军事干预的因素依然存在，日前国会匆匆表决，限制奥巴马绕过国会授权在伊拉克扩大军事存在的权力，这似乎表明，在整个奥巴马时代一直“火力散漫”的共和党，似乎正摆出一副“处处和奥巴马选项相反”的架势来----而这种“下反棋”的套路，恰是当年奥巴马首次参选总统时，应对“布什主义”的故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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