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方的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旧名海参崴），联接进入中国的天然气输送管道，将于9月1日正式开工。这条管道总长约4千公里，从俄罗斯位于蒙古国正北方的伊尔库茨克州开始，向东经过雅库特和哈巴罗夫斯克，再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从中国的东北方向，接入到中国境内。
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包括雾霾的各种污染，极可能仍将继续恶化。
2014年5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中石油）与俄罗斯天然气股份公司，在经历10年的谈判之后，签订了一份长达30年的天然气合同。根据协议，俄罗斯将从2018年起，通过管道从东线向中国供输天然气，输送量将逐年增长，最终达到每年380亿立方米。俄方的相关人员向媒体透露，该协议总价达4千亿美元，是俄方截至目前最大规模的天然气合同。
中俄关于天然气供给的战略协议，被外界视为中国政府试图改善能源结构的重要举措。中国的能源消耗量，高居世界首位，而其中，煤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中国煤炭的生产与消耗总量，远远超过世界的其他国家。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中国的能源需求量也急剧上升，而煤炭类别的增长，则更为突出。 2013年，中国消耗煤炭36亿吨，占全世界煤炭消耗总量的47%。而根据分类统计数据，中国原煤类别的消耗总量，在国内的所有能源类别中，占到66%。
中国蕴含丰富的煤炭资源，其储量为世界总量的13%。作为一种价格低廉的能源材料，煤炭对于中国降低原材料与劳动成本而言，具有重大的关键意义。然而，煤炭本身并不一种清洁能源，尤其在设备水平比较低劣的情况下，煤炭的燃烧，会为环境带来严重的污染。
以北京为例，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PM2.5（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的污染指数，与冬季供暖的时期，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由此可以推测，中国北部地区的PM2.5指数的飙升，与供暖季节的大量燃煤，很可能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另外，近年来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由其所导致的，对颗粒粉尘的自然吸附能力的急剧退化，也可能是造成雾霾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通过使用石油以及天然气，以替代煤炭，以此减轻环境污染的压力，是一个理论上的可行方案。例如，在日本的能耗结构，煤炭只占到23%，而石油与天然气，合计比例则接近60%。但是，对于中国而言，以其他自然能源如天然气，来取代传统的煤炭，在战略上仍然存在着诸多难以逾越的挑战。最大的问题，来自于成本结构上的巨大差异。一吨煤炭，按照所提供的热量折算，大致当于750立方米天然气。根据国内市场的终端价格，一吨无烟煤，大约为600元人民币，而同等能量的天然气，则是这个价格的3倍。换言之，通过简单折算，如果将经济领域中的煤炭，替换为天然气，则能耗的成本，将上升到原来的3倍。
因此，按照现有的能源价格体系，大规模进口天然气，以作为煤炭的替代资源，实际上并不可行。即便是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将来的年流量，可达到峰值380亿立方米，但按照热量折算，也只相当于0.5亿吨煤炭，仅为2013年中国煤炭消耗的1.4%。这种杯水车薪的程度，根本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能源结构问题。
另一条看起来可行的方案，是发展天然气的自给产业。中国页岩气的估计储量，超过30万亿立方米，目前居世界第一。然而，根据《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报道，中国的页岩气储备，埋藏的位置，要比美国深得多，而且页岩层比美国潮湿得多，其中还往往掺杂着大量的泥土。这些因素，使得中国难以使用类似于美国的技术，开采岩页气，因此大大增加了成本。
即便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以及商业的大量投资之下，中国天然气产量的增速，仍然非常缓慢。 2013年，中国的天然气产量增幅仅为6%，而中国的天然气发电量，也只占到总发电量量的4.3%，远低于煤炭发电量的比例76%。中国天然气的自给产业化，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发展瓶颈。
或许，对于中国而言，真正最为棘手的问题，在于当下政治与经济体系，已经越来越趋于刚性化。在这种刚性结构下，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将会直接危及政权的统治安全。在中国的经济走势渐入衰退，社会的相对贫困愈发恶化，以及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福利资源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当局最为优先的统治课题，不是如何治理污染雾霾，而是如何在整体上规避政治风险，极力扑灭任何导致政治危机的可能火种。
数字层面的经济增长，对于当局而言，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如果对能源结构进行重大调整，则不可避免，将会对经济的增长，造成直接的重大冲击，从而极可能引发政权的统治危机。政权的刚性化，导致了经济模式的刚性化，从而取消了能源结构大幅调整的可能性。新增加的天然气替代部分，也只可能优先运用于，改善核心城市的居住环境，以减缓心脏地带的民怨压力。而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包括雾霾的各种污染，极可能仍将继续恶化。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