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搜索引擎中输入“邓小平”、“共产主义”两个关键词，得出的结果中有两个醒目的核心词----其一是忠臣；其二是叛徒。也就是说，围绕邓小平在共产主义事业中扮演的角色问题，出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阵营。一方将邓小平看做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而且法兰西岁月被公认为其共产主义道路的起点；另一方则认定邓小平以改革开放的名义进行着资本主义的复辟，全然一个共产主义的“叛徒”。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这位老人因之毁誉参半的共产主义的理想还远未实现，是忠臣还是叛徒，不妨辨析一二。
邓小平诞辰110周年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信仰和思想体系，奉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为基本思想，主张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制度、没有剥削和压迫，并且进行集体生产的社会。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人口数量处于有限阶段，且会使人有高度发达的集体主义思想。在邓小平看来，共产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力量，而且也是解决二十一世纪中国所面临问题的最明智的办法。但是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为走向共产主义必经的阶段。至于初级阶段要持续多久，并无明确的时间表。
邓小平之于共产主义事业忠臣的一面，还得从其早期经历说起。法兰西岁月之所以被看做是邓小平共产主义道路的起点，因为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得以与那些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团体的领导人建立联系。自此，党不仅支配了他的生活，而是潜移默化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成为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也大抵可以看做是其作为共产主义忠臣的思想结晶。如果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立足于解决中国面临的系列问题而提出的，那么后续的诸多创造性观点，比如社会主义本质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对外开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等等，则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提到了新的高度，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世纪性难题。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评价，“邓小平一直都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邓小平自己也说过，“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可就是这样一个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臣，为何会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且至今依然未能摆脱这一强加之罪？就邓小平本人来说，他是实干家，始终如一地奉行着实用主义原则，同时也是一条道走到黑的顽固派，所以“忠臣”或是“叛徒”，于他而言本来就是本无所谓有的无意义争论。正是因为有人先去想了“忠臣”和“叛徒”的分野和界限，才导致邓小平不得不顶着这一争论“负重”前行。
邓小平的改革方略，试图为中国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大门，也努力给中国带来了无数种可能和未知数。也正是这种未知数，让一些人开始诚惶诚恐，心有余悸。邓小平以及一些与其理念相同的官员主张经济实用论，“四人帮”则指责他们想搞资本主义复辟。当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十里长街上纪念花圈和诗篇借古讽今，批判毛泽东和江青，最终导致了警察和悼念者之间的冲突。“四人帮”借此让毛泽东认为是邓小平的改革倾向导致了反革命抗议。次日，“四人帮”组织了反抗议。而就在悼念周恩来两天后，毛泽东撤销了邓小平所有的党内职务，代理总理由名不见经传的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担任。这是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罪名”是改革导致了反革命抗议。而此前一次被打倒时，罪名更接近与共产主义“叛徒”的角色，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第二号人物，仅次于刘少奇之后遭受严厉批判。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政治制度----尤其是共产党统治的政治制度----会允许在三个不同时期被指控犯有政治“罪行”的人，不仅能够幸存下来，而且还能够连续地重新掌权，最终竟会成为“至高无上的领导人。”这也是不谙中国政治生态的西方国家众多学者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
除政治斗争外，邓小平共产主义“叛徒”之名也与人们对其注重实效作风的不解、对共产主义本质的误解有直接关系。首先是邓小平注重实效的作风。南巡期间，邓小平开诚布公驳斥了外界关于他的改革将中国带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批评。他没有遵循数十年的毛泽东思想灌输，而是援引他熟悉的那句格言，即重要的是结果，不是什么主义。可以说，“重要的是结果”，几乎贯穿于邓小平改革方略的始终，他所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尤其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虽然招致了诸多批评，比如过分注重党的利益而将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置于其后，最终走上了威权路线，但是，在邓小平看来，所有这一切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获得，这种观点不一定正确，至少邓小平对此深信不疑。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论中国》中亦写道，邓小平之所以设法维系一党执政，并不是因为他乐于享受权力带来的特权，而是因为他认为不这样国家就要乱。如同他理想中的民主，不是形式上的民主，而是基于如何最大限度惠民生的民主。同时邓小平也意识到，对于自己所倡导和规划的未来，已不可能亲手实现。由于目睹了太多的动荡，他希望留下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
其次是外界对共产主义的误解。提到共产主义，很多会天然地与大锅饭时代的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成员共享联系起来。其实，大锅饭时代限制个人发展的方式不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应该是每个人保有高度自由的状态。而且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要在社会物质基础发展成熟后才能实现。此一点，与氏族制度以生产力极不发达为前提的，广大区域内人口极度稀少，所有氏族成员都受到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的支配，是全然不同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物质基础是否足够支撑起每个人的需求。邓小平提出的先富带动后富，初衷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也是意在夯实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即物质极大丰富，因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只是在后续演变过程中，逐渐脱离邓公设计，当下贫富分化白热化的局面，想必不是其制度设计之初能预料到的。所以将贫富分化的结果归罪于邓，并进一步将其视作共产主义的“叛徒”，难免有失公允。
有一位领导人曾经谈到他对邓小平的了解，并用两句话概括了邓：第一，共产党的权威不容挑战；第二，只要能让人民生活好起来的所有制都可以采取。习近平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连用六个“最”----最鲜明的政治品格、最深厚的情感寄托、最重要的思想特点、最鲜明的领导风范、最恢宏的革命气度、最光辉的人格魅力，是为邓小平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之于共产主义事业，这位故去17年之久的老人究竟是忠臣还是“叛徒”，时间终究会逐步揭开历史的迷雾给出答案。又或者，邓小平之于共产主义“叛徒”的一面，也许是更深刻也更真实的“忠臣”。后人唯有理解了他的“忠”，方能彻底领悟他的“叛”。
与毛泽东依靠中国人民的耐受力治理国家不同，邓小平更多地解放人民的创造力，实现他们自己理想的未来，并对中国的贫穷及其与发达世界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鸿沟直言不讳。退一步讲，对于邓小平这样一个不求死后名留千史的领导人，不居高位，拒不接受任何名誉荣衔，很少上电视，政治实践几乎全在幕后。很难想象，如若他听闻忠臣或是“叛徒”的定论，会作何感想，有何反应？会不会如同批判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时那般，“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补充上一句----忠臣或是“叛徒”，也得看两者的占比，如果是忠臣占七成，“叛徒”占三成，也是很好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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