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曾在喧嚣的快餐文化中陨落，停滞不前，现又凤凰涅槃，进入人们视野。中国文学最高奖项之一的鲁迅文学奖今年首次为旧体诗授奖，引来众多讨论。
中国诗歌：清明文化山水图片
诗歌在喧嚣的当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般恬淡清雅的画面感或不复存，旧体诗也或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淡出。在拥有数千年诗歌历史的国度里，人们是否还需要诗歌？诗歌在当今中国的人文精神世界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很多人质疑甚至舍弃当初自己深信不疑的诗歌精神。
“中国的古典诗歌，在唐代已经到达了顶峰。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材料都和古代不一样，因为世界变了，我们的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也要改变。”诗人于坚说。
于坚表示，诗歌应该保持纯粹性，而这种纯粹性不应该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遗世独立，而是应该与时代、生命发生深刻的联系。
日前于坚在广州参加南方国际文学周的“诗歌岛”活动。在一场“中韩诗人对话”开始之前，一名现场保安拿着一本诗集向他索要签名。现场座无虚席，犹有上世纪８０年代诗歌热潮的余韵。
上世纪８０年代是中国新思想、新文化和新艺术集中爆发的黄金时代。诗歌，是所有这些生机勃勃的领域中的“始作俑者”。写诗的人们，守持着物质上的贫困，分享着精神的富有，在全国漫游，把酒诵诗。
当年“朦胧诗”之后，从海子、西川、王家新、张曙光等形成的精英式“知识分子写作”，到以于坚、韩东、伊沙、杨黎等为代表的民间立场“口语写作”依次登场。到１９９０年代，以沈浩波为代表的“下半身”流派，到以徐乡愁为代表的“垃圾派”，出现在大众视野中，闹剧频出，诗人形象与诗歌文本遭遇解构。
“如果诗歌只是无聊的风花雪月，或者语言修辞的技巧和游戏，只能造成读者的远去。读者对诗人的要求是建筑一个‘精神殿堂’，引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如果诗人不回答这样的问题，读者离诗远去是正常的，因为他们认为诗歌和我的生命没有关系了。”于坚说。因此，于坚认为，新诗的出现是与中国的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世界变了，大地被摧毁，河流在消亡，新诗的出现是和世界语言的关系改变一道产生的。”
在诗人王家新看来，人们早已经进入到一个无限多样化的社会，当代诗歌写作也大多是立足于个人经验和感受的写作，它们以各自的方式折射出这个时代。
深圳打工诗人郭金牛诗集《纸上还乡》近日出版。看到郭金牛诗歌英译本的欧洲记者来到深圳采访他，惊讶于底层的劳动生活与高雅的诗歌写作间偌大的落差。郭金牛不以为然，他认为，诗歌作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已经进入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
“诗歌首先从个人出发，然后关注一个人、一个村庄、一个街道或者一个工厂，关注的过程中就关注了整个人类。写一条流水线，可能写的是整个工业，或者工业时代。”郭金牛告诉记者。在他看来，自己的诗歌，有故事，有画面感，以细小之物，传递浩大的信息。
“很多诗人的写作具有真切的现实感，我们可以感受到。多少年过去后我们再回头看，也许正是这些诗人的写作，甚至是其中的几行诗，会标记着一个时代。”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