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 京大学香港校友会主办的『燕集香江』2014 财经论坛日前在香港举办，包括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CVC 大中华区主席及董事合伙人梁伯韬、摩根大通亚太区董事总经理龚方雄等多位重量级嘉宾发表主旨演讲。华尔街见闻作为特邀媒体参加了会议并与参会嘉宾做探讨。
在众多演讲中，我们特别选取了北大教授黄益平就当前中国经济的思考。演讲非常精彩，见闻特作节选，以飨读者。
黄益平：金融改革与经济转型（节选）
目前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
我最近一直很困惑，大家感觉我们目前所经历的经济困难远远超过了通常可以想象的程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确实已经降低，但也还保持在7.5%左右，并不是特别低。而实际上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并不特别紧。为什么大家觉得经济发展面临如此大的困难，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1. 周期性因素：全球危机后经济复苏的步伐缓慢。4万亿元的刺激在2008年到2010年对我们的经济复苏造成了非常大的推动力，也造成了大量过剩的产能。这 些周期性的因素，有一些会过去，有些很难在短期改变。比如说美国经济真的复苏，全球经济反弹了，也许我们的日子好过一些。但是我们很难回到2008年的情 形。
2. 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亟待转型：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了结构性问题，包括收入结构分配不公平、投资过度、过度依赖出口、环境污染等，这些问题意味着我国过去的 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无法持续，但要转变可能需要接受一定的调整成本，包括接受相对低一点的增长速度。如何将经济结构扭转过来，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3. “中等收入陷阱”：改革开放初期人均GDP 200美元，当时只要利用低成本优势，增加投入品，就可以让经济增长。而现在的人均GDP达到了7000美元，意味着过去靠低成本和增加资源投入的增长模 式已经很难持续下去了，要从过去所谓粗放型的增长转变到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过去做得比较好的产业，现在都在快速的失去竞争力，这是我们现在碰到很大的 问题，为什么江浙一带碰到的困难比其他的地区还要多？因为过去成功的产业，现在面临转型的问题，而建立新的有竞争力的企业需要一段时间。
如果大家同意我上面的分析，那么结论很清楚，我们现在碰到的经济困难在相当程度上是结构性问题，不是简单的周期性矛盾。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改革而不是简单的刺激。
新政府上台以来，宏观调控的思路上有了很大的转变，接受相对低一些的增长速度，不再像过去那样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措施，把主要的精力放到推进全面的改革上来，以推动增长模式的转变，保障较快的经济增长。但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也确实看到政策有回归刺激的倾向。按官方的说法，现在的宏观调控是两个方面：一是区间调控；二是定向调控。区间调控是非常好的思路，在增速的换挡期，用区间的方法可以让我们逐步找到增长的真正潜力所在。区间有一个简单的定义，上限不触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为界，下限不导致严重的失业为界。
但 我们发现政府实际接受的区间非常窄。虽然前一段时间政府采取了各种微刺激措施，增长下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最近的PMI如果还是往下走，政府对7.5%的 数字又非常的敏感。所以下一步政府会继续采取微刺激政策，应该是可以预期的。反过来，经济增长实现7.5%的目标应该没有问题。通常的说法，政府努一把 力，央行帮点忙，最后统计局把一下关。值得思考的是我们将会得到什么样的增长？尤其增长的质量将会如何？相信不需要我提醒大家，过去几年大规模的刺激给我 们的经济增长造成了怎样的结果。我国工业的过剩产能的比率已经从2008年的25%上升到2013年的35%。
最 近，日本一桥大学的吴教授做了中国工业总要素生产率指数（TFP）的估计，他发现在八、九十年代以及2008年之前，国家工业总要素的增长，大概每年在 1.5%左右，实际上这是不高的，通常TFP的增长占到总增长的1/3左右是比较合理的增长模式。而2008年以后，中国TFP基本上没有增长了，也就是 说我们的4万亿推动了经济增长，但是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生产率不增长了。有的经济学家认为，过剩产能这么多，说明我们的需求不足，不是供给有问题，需 要做的是新的政策刺激需求，但如果像过去那样刺激需求，后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
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有条件接受相对 低一点的增长速度。政府担心增长速度下去了，可能会导致三大问题：失业、金融风险、投资者失去信心。短期内就业不是问题，虽然经济增长在减速，失业率还在 下降，工资还在上升。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经济增长减速会不会导致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问题是金融风险的问题，现在还不是一个存量的问题，而是一个流量的问题。 但如果靠进一步的货币政策扩张来控制金融风险，其实是非常危险的。至于投资者信心的问题，有人说政府应该刺激，一刺激股票就上去了，也有人说再刺激我就会 更加的悲观，因为转变增长模式，长期看更危险。
中国三十年改革的核心： 两个双轨制
我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简单的说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核心的策略是两个双轨制。
1. 国有和民企之间的双轨制，改革开放初期将国有企业保留，同时希望非国有企业快速发展。随着时间推移，国企减少、民企增加，我们也就变成市场经济了。客观地 说，这个方法比所谓的休克疗法要好，因为过渡期相对平稳。但后果是双轨制会形成套利空间，腐败也就随之出现。同时，被保护的国企相对减少并不意味着其对总 体效率的制约也随之减少。实际上第一个双轨制在九十年代遭遇三大危机：国有企业全行业亏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下降到近10%；银行的坏帐率高达30%到40%。三个问题主要是受到保护的国企引起的，最后演变成了宏观问题。我们都说朱容基总理是改革的总理，我觉得 那个时候其实他也是没有别的选择，当你面对国有企业危机、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不改革还能做什么？
2. 第二个双轨制是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双轨制。向市场经济方向发展过程中，产品市场放开了，农产品和制造业、服务业的价格是随行就市，供求关系决定的。但在 投入品的市场上，劳动力市场、资源市场、土地市场、资本市场，凡是投入生产的要素，价格都或多或少的受到政府干预，而这其中对金融市场约束和干预是最严重 的。我自己觉得，第二个双轨制，恰恰解释了过去为什么会出现中国独特的增长模式。一方面增长速度非常快，年均10%，在世界上是比较少见的，持续了30多 年。同时结构性的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为什么？
因为第二个双轨制的核心就是政府通过对要素市场的干预，将生产成本人 为地压低、变相地补贴企业，同时向居民征税。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补贴国有企业、向非国有企业征税，也可以说是补贴富人、向穷人征税。核心就是从居民向企业的 收入再分配，这样才可以理解投资强劲、出口强劲但是消费日益疲软，核心是收入再分配导致的结果。所以说，这个增长模式是否可以转变过来，最关键的是要终结 第二个双轨制，消除要素市场的扭曲，实现市场化。
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我们通过财政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的抓大放小和加入WTO等一系列步骤，解决了国有企业的一些问题，但说实话那些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根除。能否彻底完成要素市场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
改革的核心是要素市场改革，要素市场改革的核心是金融改革
中 国经济增长模式能不能转型，不是单纯地依靠发改委来调控过度投资和过剩产能，需要改变的是要素市场的扭曲，从而改变投资者、生产者的激励机制，改变他们的 行为。这其中最突出的扭曲就是金融抑制。中国经济改革30多年，经济增长十分强劲。但是我们的金融体系仍然受到严重的抑制，其程度远远超过了世界上大多数 国家。当然过去三十几年政府也在不断地改革金融体系，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些改革措施，那就是两个方面做得比较好、两个方面做得不太好。
做 得比较好的地方是：首先，我们的框架搭建起来了；其次，资产规模非常大。今天的金融体系有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 类别都有了，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金融体系。同时，资产规模很大，经济学经常用M2占GDP的比重来反映金融资产的相对规模，目前我国的比例是200%左 右，在全世界都算是比较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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